袁庚维基 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远去的背影

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远去的背影(下)

袁庚在蛇口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彻底突破了干部管理体制,在蛇口取消了干部的等级制度。在蛇口主管人事的乔胜利说,无论来蛇口之前是局级、处级、科级,不管是哪一级,总之到了蛇口,他的行政级别“就冷冻到档案里去了”。

“这确实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乔胜利说。来蛇口的都是精英,为什么?因为这一批人不会把行政级别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来到特区,就是来实现自我的。蛇口提出取消干部等级制度,引起全国哗然,有的人不敢来了,有的人却踊跃前来,认为这个地方不讲论资排辈,不讲个人的资历,有更多发挥能力的空间。

对袁庚来说,敢于这样做,或许是对当时干部体制的不认同,或许是63岁老人对“级别”一词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却是想着怎么激发活力,将蛇口的事干好。

有一天,乔胜利收到中央组织部对袁庚的一个任命文件,任命袁庚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副部级)。接到这个通知后,乔胜利就赶到袁庚家里,说:袁董啊,中组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袁庚问:什么难题?乔胜利将文件递给他,袁庚拿着文件一看,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站起来一边走,一边把这个任命通知撕成条,扔到垃圾筒里。

乔胜利说:“我为什么说中组部给他出了个难题呢?因为,他在蛇口取消干部的等级制度,现在中组部给了他一个副部级,他怎么向广大员工解释?”

在正厅(局)的级别,袁庚也算老资格的党员了。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为了不连累家人,他随母亲袁姓,改名袁更,后因护照笔误为袁庚,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

1940年3月至9月中旬,袁庚随惠阳游击大队与东莞大队东移至海陆丰地区,参加了黄谭战斗。1941年,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派到东莞宝太线开展工作,开辟大陆与香港的秘密航路,为游击队运送药品。

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这条秘密航路,营救出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被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此后,又陆续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

1944年8月,袁庚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负责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9月,袁庚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代表的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袁庚提出,为处理抗击日军伤亡抚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设置相应机构,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纵在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袁庚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1945年至1949年期间,袁庚随部队北撤山东烟台,历任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炮兵团团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1949年,袁庚率部队沿湖北、江西,一直打到现在的深圳。

1949年11月,袁庚与100多位团以上军队干部被调往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情报部武官班受训。1950年,作为情报和炮兵顾问,袁庚将组织关系留在军情部,自己奔赴越南,参加了高平战役。1952年,又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馆领事。

1955年,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赴万隆参会的周恩来,因周恩来缜密安排,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负责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1959年,袁庚调往中调部任一局副局长等职。

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有先进经济观念的十三级干部,63岁时,对“级别”已经不再看重了。

任仲夷从最初响应真理标准大讨论到执政广东后,对袁庚的精明能干印象很深。1981年4月,任仲夷视察深圳,考虑到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一肩挑压力过大,就想找个能力强的分担市长职务,他想到了袁庚。任仲夷找其谈话,袁庚以“能力有限,难当重任”为由推脱,但任仲夷仍决定推荐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并且得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支持。

不过,袁庚考虑了几天,决定坚守蛇口,哪儿也不去,就要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就这件事,袁庚与儿子袁中印有过一次交流。袁中印问父亲:“您到底怎么想的?”“我不想去当市长,”袁庚说,“我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明确了自己的想法,袁庚找到宋任穷,努力解释了半天,最后说:“宋部长,你就让我在蛇口好好干一番事业吧。”得到宋任穷同意后,袁庚又找任仲夷,硬是把自己留在了蛇口。

1978至1993年,在袁庚身上烙下最为激越的注脚:1978年,蛇口还只是不足千人的小镇,而到他离休的时候,香港招商局集团的家底已壮大到200亿元。此时的蛇口,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堪比“亚洲四小龙”。

1993年,深圳市完全收回蛇口工业区的自治管理权,蛇口完成试管使命。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了《蛇口怎么了》一文,历数蛇口种种颓迹。进入2000年,蛇口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蛇口开发区被撤销。

然而,蛇口精神果然死了吗?答案或许在蛇口之外。这场充满梦幻色彩的改革确乎中断了,但是作为这场改革直接产物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在此原则下分娩出的企业留存下来。

2014年,中国平安——这家国内金融牌照最齐全、业务范围最广泛、控股关系最紧密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总资产逾4万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达479.30亿元,同比增长33.1%。在2014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中名列第62位。此外,中集集团、招商银行等同样出自蛇口的企业,也已是其所在行业的翘楚。如今,蛇口更成为广东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留存下来的,还有蛇口的精神。在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看来,所谓“蛇口精神”,远非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么简单,真正的“蛇口精神”是“敢想、敢言、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

韩耀根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蛇口通讯》点名批评袁庚,而袁庚要求一字不漏照登。当时,袁庚面对批评的坦然、甚至因意外而有些兴奋的态度令韩耀根至今难忘。

那是1985年大年三十,《蛇口通讯》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伲的来信《该重视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大年初一,刚从上海“空降”到任不长时间的总编辑韩耀根去向一些读者朋友拜年,就来稿是否发表征询意见。结果几种不同看法与编辑部内部意见基本吻合:赞同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劝罢者也不乏其人。

大年初二夜里10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里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文章,要送给他审。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干部来干什么?”

尽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次日晚上,韩耀根还是亲自赶到袁庚家中。主人不在,他便把稿件留下。

这一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袁庚说:“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韩耀根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

袁庚回答:“不必。”

大年初四早晨,韩耀根取回稿件。2月28日,《蛇口通讯》第三期在头版发表了这封题为《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信件,果真一字不差。同时还配发了短评《“恐惧”,告别吧!》。

198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四版头条,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为题报道了“进一言”的新闻,并且用黑体字在文首导读:他(袁庚)认为群众有意见就应该公开讲。只要不是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意攻击,不是人身诽谤和造谣中伤,便应当欢迎。当天的《人民日报》评论那是“蛇口的第一声春雷”。袁庚也因“宽容‘纳谏’”,且“不用送审”的批示,而再次成为“政治明星”。

这一事件的冲击波,让当年的年轻人感受到“像原子核受到中子轰击一般”的激荡。一年之后,这个还未获得“准生证”的内部刊物,凭借“舆论界的第一声春雷”摘下“1985年度中国好新闻”特等奖。

此后,袁庚继续鼓励报纸刊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应当受到监督。”很快,蛇口的“新闻沙龙”等纷纷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袁庚说:“我们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风格和民主风度,蛇口建设和改革要有良好的透明度,蛇口人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蛇口才会朝气蓬勃。”

我对袁庚说:人家都说你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袁庚回答说,其实,他是非常谨慎的。1988年,蛇口免税公司购进了一批彩电,办公室主任和财务总监没有向时任总经理的袁中印请示,就卖给了内蒙古一家公司,这在当时被列为投机倒把行为。

袁庚把儿子叫过去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他批评袁中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属下出这种事说明管理有漏洞,应引咎辞职。袁中印咬牙辞职承担责任,自此在私营企业工作。他也听从父亲的告诫,在外办事从不打父亲的旗号。

交谈中,涂俏抬腕看表,我知道,一个多小时,对于年已90的袁庚来说,算是相当长的待客时间了。涂俏先站起身,我也紧跟着从沙发上起身,我们向着夫妻俩告辞。袁庚起身,握着我的手,抬高了声调,看着我说:“往前走,别回头!”

临到房门口,他又再次对我们说了一句:往前走,别回头。我应答:是,往前走,别回头。

走出房门,袁庚和汪宗谦共同站立在门外,我和涂俏走到楼下,回头望去,夫妇俩依旧站立在阳台上,向着即将跨进车内的我们挥手。我高扬起拱起的双手,大声说:回去吧,太打扰了!猛然间,再度听得袁庚大声说:小周,往前走,别回头!

台阶已经在后,中国南方温暖的小院里绿草成茵,有红色的花朵在开放。往前走,别回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更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之后的一位聪慧老人的历史嘱托。

2008年,借着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之年的春风,涂俏历尽数年心血的《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出版。(2016年2月,由海天出版社再版,笔者注)

事实上,袁庚对于外界的采访与书写向来超脱。但有约访都极度配合,却也不管你到底说些什么。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年,在接受采访时,袁庚回顾说:“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不过,“蛇口的改革,10年之内没有一个人携款逃跑,干部作风廉洁。我们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暴露自己的弱点,因为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1998年12月13日,深圳特区改革的另一巨擘梁湘去世。袁庚到羊城参加了梁湘的葬礼。曾经改革阵线上的同僚逐渐离去,恩怨也都放下。2005年时,他还承认自己与梁湘之间有关深圳经济特区该大该小的争论,是自己错了。

2003年7月,86岁的袁庚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金紫荆勋章”;10月,又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的称号。2005年,他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8年9月3日,袁庚坐着轮椅被推进位于蛇口沿山路21号招商局历史博物馆,观看《春天的故事》展览。他看上去十分兴奋,像个孩子一样笑着,对着镜头开心地与前来拍摄的记者挥手。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体没那么硬朗了。当时,他的病症已经越来越严重了,记忆已大不如前。

我与他在展厅内合影,虽然数次探访,但这是我俩第一次合影。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而这次我为老人最后一次照相,照片也没有马上发表,一直留存着,直到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月最后一天,才第一次随拙稿提交报刊。

又在深圳一周。涂俏送我去机场。她拿出一摞纸张已经泛黄的材料,而她的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这是袁庚在秦城监狱的5年半里,写下的“所有资料”。这些东西,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物归原主”的,袁庚交给了自己儿子,袁庚当时对儿子说:你拿去吧,你看看,有用你就留着,没用就随你处理。

为了让体现“传记最有价值的核心”,袁中印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涂俏。

机场的停车处风大,涂俏用手摁住这一堆材料,我则拿着照相机拍照。周围的人都以非常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的举动。我对涂俏说:他们怎么知道,这是“特区第一人”在某个特殊阶段书写下的中国历史;今天到机场的这些人们,其实都是追随着这个人的脚印而来到此地的。

袁庚这位“蛇口精神”的奠基者平静地走了,而他却留下一个最大财富——坚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