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读音 悠悠长水舆地江山——品读《中国国家历史地理·谭其骧全集》
谭其骧(1911—1992)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2015年7月,《中国国家历史地理·谭其骧全集》由人民出版社付梓。
全集共两卷,计215万字,包括《长水集》、《长水集》续编、《长水集》补编及日记等四大部分,系统全面地收录了谭其骧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谭其骧著作的最完整结集。谭其骧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心怀天下的爱国热忱在《全集》的字字句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编宏图
卅年如一日
所谓“宏图”,就是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绘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谭先生投入精力最多、历时最久、学术贡献最大的学术成果,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称道。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将职官制度、年代学、目录学、历史地理称作“历史学的四把钥匙”,而历史地图则是历史地理的重要研究载体,研究历史地理离不开一部翔实准确的历史地图集。
谭先生自1955主持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到1988年公开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历时三十多年。这占用了谭先生大量的时间,但他始终把为国家、为社会奉献放在第一位。“这部八巨册的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和海岸线、岛屿等。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杨图的改编修订,而是一部新编的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通过这段描述,可以想见编绘过程的艰辛。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确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和历代的疆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全集·代序一》)中,谭先生给出了标准,即自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内所建立的政权,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
这个标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廓清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认定了中国自古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仍被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可与遵行。
明确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疆域,更细致的工作是要在地图上确定县级行政单位以及其他需要标注的重要元素。《全集》所收《长水集》补编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辑录》是最新整理出来的谭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所作札记,共20多万字,大多是具体地名的考证,说明历史地图中一个点、一条线都是有历史依据的——以前我们只看到历史地图的成果,这些札记则告诉我们这些成果是怎么来的,也为我们提供了至今仍非常有用的研究范本,弥足珍贵。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目前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权威工具书。谭先生非常重视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他认为:“工具书的读者面广,使用频率高,发行量大,一般都十倍百倍于其他出版物,工具书的质量高低,其影响当然远过于专著、论文、资料汇编等。”因此,经其手主编的工具书均具有上乘的质量。
写文章
竟无半字空
谭其骧是一位具有极高学术追求的学者,从事教学、科研60年,发表的文字却仅有二百万字。他主持编绘地图集,是外在的客观原因,但谭先生对文章的高要求,才是主要原因。他曾自言:“我写的文章不多,发表的更少,除了由于材力驽钝外,也还由于不想拾人牙慧,或旧酒新装,即使不能前无古人,至少也要于旧说有所补益。”
《全集》主编葛剑雄也说到,谭先生“对形成的研究性文字,非觉有新意新见即不愿成文,对旧稿也反复修订方愿发表”。近来有学者以星级标准来评价学术文章,认为谭先生的多篇文章堪称“五星级”,可见其含金量有多大。
此外,谭其骧的治学讲求专精。他的经历很简单,就是读书和教书。他曾在多所大学开过课,教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地理等课,但教得最久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谭其骧开课虽不少,但他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只能专搞中国史或世界史的某一部分,搞中国史也只能搞一两个断代或一两个方面,这才可能有所成就,决不应该涉猎太广,泛滥无归。”
收录于《全集》的文章,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论文,包括疆域沿革、地名考释、移民、水利、古都学、地理文献、区域历史地理等方面。
此外,全集中还收录了谭先生有关民族史、中国古代史等方面的论述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辑录》《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等。其中,《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图说》是谭先生为每幅历史地图所作的解说,从先秦写到民国,是谭先生生前最后的文字性成果,体现了谭先生一生对中国疆域政区的研究,非常简明扼要,值得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做学问
唯求真与实
谭其骧的研究追求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表述就是“不迷信前人旧说”。前人旧说,既可理解为已有文献的记载和已有研究的成果,更可理解为不迷信权威。
《全集》收录的《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谭其骧还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顾颉刚已是名教授,但双方完全站在史学研究的角度,从史料出发,认真辨析两汉州制存在的问题。在两次往还交锋后,问题逐渐明朗,顾颉刚将两人的通信附在讲义之后,发给上课的学生参阅,并在吸收谭其骧意见的基础上,写成著名的《两汉州制考》一文。
这是学界的一段佳话。但人们服膺顾颉刚胸襟的同时,也感佩谭其骧的胆量。
这次讨论使谭先生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日后他参与创办“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并以历史地理学为一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秦郡新考》中,谭先生又对钱大昕、王国维等人的结论提出质疑,又一次挑战权威。再比如,谭先生有一篇“自以为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即《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这篇文章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它的意义在于颠覆以往黄河史学者的共识——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长期安流局面,提出黄河安流的关键在于中游的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情况,东汉以后这个区域从农业区恢复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才使黄河长期未有大泛滥。
此类文章,《全集》中还收有多篇,都是谭先生在大量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推翻前人多年甚至千年的定论,这就是谭先生实事求是的作风。
建学科
勤思与躬行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谭其骧始终关心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规划与发展。
在《长水集·自序》中,他指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几个项目扩展为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其实,谭先生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示范作用,比如:他早年的移民史研究便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范畴;再如,他对历史时期黄河水系的研究就是在探究变化的原因与规律。同时,他强调历史地理研究还要加强实地考察,翻活的地图,这是一项基本功。此外,谭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将自己对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理念用于学生的培养,其亲自建立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已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重镇,谭先生居功至伟。
在通读《全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这篇发表于1983年的文章,文中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历史的观点;重视对经济基础的研究;坚持大量占有史料,切勿空谈。这四点意见虽然具有一些时代烙印,但却是谭其骧多年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之谈,字字千金,是今日从事史学研究必须利用的方法与秉承的态度,引人深思。
谭其骧一生舆地江山,首先因为是山河命脉,实在是国家兴衰之大事,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大家的学术思想渊源和爱国情怀使然。历史地理学给予当代的启示至今响彻山河:有山清水秀,才有国家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