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为大宋王朝画上句号的史上最悲情丞相
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1256年的春夏之交,当时的临安城,可谓是一派喜气洋洋,因为新一届的科举殿试的登科榜单刚刚公布,又有600多名士子金榜题名,成为新科进士。大家相互恭贺,品味着多年寒窗苦读带来的荣耀,并忙着结识诸位“同年”。此时,参与批阅试卷的考官王应麟也在人群中,他饶有兴味地打量着这些他亲手选拔上来的青年才俊。忽然,一位少年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少年说道:“我辈当思报国,他日成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不负今日之金榜题名。”王应麟把那位少年叫到近前来,对他说:“我在阅卷时,看到一个叫文天祥的考生的卷子,印象很深,觉得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听到你的一番话,知你志向远大,不在文天祥之下,真是可喜可贺啊!”
这位少年正是陆秀夫。本次科举,他的名次位列二甲第二十七名。他年方19岁,正值人生中最为快意的岁月。及第后,他又得到朝官章琰的赏识,迎娶其侄女章氏夫人为妻,一时间双喜临门。可此时,立国近三百载的宋王朝正在走向其命数的终点,宿命的魔爪正在一片太平的假象中悄悄伸来。25年之后,陆秀夫大概真的成了“天下第一等人物”,只可惜不是以他憧憬的方式。他用“负幼帝投海”这样壮烈而略嫌残忍的一死,为大宋画上历史的句点。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陆秀夫的故事。
在当时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像陆秀夫这样的年轻人有千千万万,注定要在山河破碎的困境中挣扎,拼尽毕生精力,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抗争。
陆秀夫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十月出生于楚州盐城(今江苏省境内),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兄,名唤陆清夫。陆秀夫出生时,他的家乡盐城已非太平之地。南宋后期疆域不断缩小,曾经位于东南腹地的盐城此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边境。蒙古派遣汉将张柔连年对此处进行袭扰,致使民不聊生。此为外患,除此之外还有内忧。据说理宗初年,射阳湖中已有“浮居者数万家”。这些人既是流民,亦是水匪,“家有兵仗,侵掠难制”。为了保证一家老小的安全,陆秀夫3岁时,父母被迫决定举家迁到镇江。自此,陆秀夫一家人才过上了暂时的平静生活。
陆秀夫6岁时入塾读书。很快,他的聪慧和敏捷就得到了为其授业的塾师孟先生的赞赏:“此非凡儿也!”15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乡举,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贡补进入太学的资格。可当时的他并不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他虽然成绩优异,但打心底里其实并不热衷科举和功名。在前辈大儒中,他最信服的人是朱熹(这一点从他所撰的《编正孝经勘误跋》中可以看出来。)成为一个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大概是陆秀夫人生最初的理想。倘若未遭逢山河之变,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陆秀夫也许就是《道学传》中的某位大儒,而非为国死难的节烈之臣。这可惜,陆秀夫与朱熹的时代相去近三十年。此三十年间,内政废弛,权臣当道,致使南宋领土不断被蒙古大军蚕食。此时的国家,缺少力挽狂澜的能臣,而非谈经论道的夫子。
陆秀夫大概很早就感知到了家国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如今可读到他在16岁时留下的一首诗作。那时,他正寄居在鹤林寺读书。“岁月未可尽,朝昏屡不眠。山前多古木,床下有残篇。放犊饮溪水,助僧耕禾田。寺门旧断扫,分食愧农贤。”在字里行间,几乎读不到属于年轻人的放荡与洒脱,倒是“古木”“残篇”“朝夕不眠”的种种意象,让人感到诗人对现实深深的忧惧,甚至还有几分老迈的苍凉。可怜雏鸟纵有凌云之志,奈何生于覆巢之下,终不得展翅。
2年后,18岁的陆秀夫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省试,不久又进士及第,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不过金榜题名之后,陆秀夫迟迟没有得到朝廷授予的官职。在其《年谱》中可以看到,陆秀夫20—22岁之间的人生履历几乎是空白的。直到景定元年进入抗元名臣李庭芝的幕府,陆秀夫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报国之路。
在南宋末年诸多名臣中,李庭芝是颇具作战才能和鲜明个性的一位。传说他出生的时候,家中屋顶长出了灵芝,因此得名李庭芝。抛开无可稽考的奇闻不谈,不妨先来看看他人生中的两个最富戏剧色彩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李庭芝18岁。这一年,一位叫王昱的官员到他的家乡随州任职。李庭芝得知后,找到了他的几位叔伯说:“王昱这个人个性贪婪,平时又不善待下属。他手下的人早就和他貌合神离,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犯上作乱。到时,随州一定会有兵祸。”他的几位叔伯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听从他的建议,举家迁到了德安。结果,不出十天,随州果然发生了兵乱,百姓死伤甚众。而李家全靠李庭芝先知先觉的洞察力才得以保全。
第二个片段发生在德祐二年(1276)。这一年正月,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太皇太后谢氏携年仅5岁的宋恭帝降元。而此时,李庭芝尚在竭力镇守扬州城。一日,使者持太后的诏命来,劝他归降。李庭芝登上城楼,答道:“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不久后,又有使者前来,传诏令说:“今吾(指太后)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良臣欲战而主君已降,此言恰恰道出了李庭芝辛酸的处境。而李庭芝的反应则出人意料。他命人朝着前来传达诏令的使者队伍射箭,有一名使者被射杀,其他人遂惊惧而去。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多年后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前所说的话:“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在他二人心中,家国比君主更为珍贵。君王应与臣下共同守护家国,如果君王辱国降敌,那么臣下便也不用再听从的君主的号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对家国的理解竟如此的相似。
对陆秀夫而言,李庭芝无疑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伯乐。景定元年(1260),李庭芝镇守淮南,听说了陆秀夫的才能,便将他征辟进幕府。当然,被征辟的不止陆秀夫一人。此时的李庭芝正广纳贤才,其帐下人才济济,号称“小朝廷”(有学者曾以此批评李氏“拥兵自重”,不过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当时情势下,能御敌守土即为良臣)。初入李庭芝幕府的陆秀夫过得似乎并不顺遂。一方面因他才思清丽,他人所不能及,故而多少有些恃才傲物;另一方面,他性格原本就沉静内向,对人情世故也不上心。故而,每当与青年僚吏们相处,他总是显得不合群。即使在宾朋宴饮这样的快活场合,他也总是“矜庄终日”,不愿与他人一起寻欢作乐。从史料中,无法得知当时的同僚伙伴们对陆氏是何种看法。但他的“高冷”做派无疑是受到了李庭芝的关注。李庭芝开始留心观察这位沉默少年的“工作能力”,发现他能把每个任务都处理得当。自此之后,李庭芝对陆秀夫尤为器重。
景定元年对陆秀夫的个人事业来说是幸运的,在这一年,他的人生真正走上了正轨。但这一年还有两件大事不得不提:一是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二是赵禥,也就是后来昏聩无能的宋度宗被立为太子。
从景定元年(1260)到咸淳九年(1273),陆秀夫跟随在李庭芝身边,参与击败了李璮的进犯,还在短时间内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扬州进行了重建。在这期间,陆秀夫的4个儿子相继出生,家庭生活可算安稳幸福。然而就在宋度宗咸淳九年,36岁的陆秀夫,又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咸淳九年初,号称南宋“咽喉”之地的襄阳-樊城防线,在历经6年的防御战之后,终于失守。自此,南宋门户大开,临安城危在旦夕。为了掩盖自己亲信的过失,奸相贾似道将战败的责任推给了支援襄樊的李庭芝。于是,李庭芝投闲。陆秀夫也暂时离开了李庭芝幕府,过了一段闲散的日子。据说,他这段时间“与亲友朝暮见,日从事诗酒,如在山林间也”。这段记载很难让人信服。诗酒山林的生活,倘放在他时,尚算一件乐事。而此时宋朝社稷已是危如累卵,如若此刻陆秀夫还能安然消受山林之乐,恐怕就不是为人所知的那个陆秀夫了。可他又偏偏装出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来,大概是对奸臣当道的朝政失望到了极点。闲暇之时,他还著了一本《庄子评》,可惜早已散佚了,今日已无缘得见。
第二年,李庭芝再次被起用,任淮东制置使。而南宋局势又恶化了许多。此时度宗已死,年仅4岁的次子赵即位,是为宋恭帝。一年中,南宋的诸多战略要地接连失守,而元军再次举重兵围困扬州。这一回,就连李庭芝帐下的众幕僚也觉得大势已去,纷纷请辞。当年颇具声势的“小朝廷”,到了大难临头之时,也只剩了陆秀夫等几个人留下来。李庭芝感慨之余,上表推荐陆秀夫到朝廷任职。不久后,太皇太后谢氏与宋恭帝在临安降元,陆秀夫等人拥立宋恭帝的长兄,8岁的赵昰在福州即位。刚刚进入中央任职的陆秀夫,随即开始了随“流亡政府”四处漂泊的生涯。
若按常理,此时的宋廷正在“用人之际”,理应格外珍惜人才。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德祐二年(1276)六月,39岁的陆秀夫第二次赋闲。
这一回,致使他贬谪的核心人物是陈宜中,陈宜中在朝中兼将相之权,也是一位大权独揽的权臣。不过,其在史书中之形象,倒不似贾似道那样大奸大恶。起初,陈宜中与陆秀夫的相处是十分融洽的。特别是陈宜中知道陆秀夫久在军旅,实际作战经验丰富,故遇事常向其请教。陆秀夫为人耿介,对陈宜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直抒胸臆,知无不言。谁知这个陈宜中虽然有谦虚求教的态度,却没有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没过多久,常与他意见相左的陆秀夫便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暗中指使言官弹劾陆秀夫,将其贬谪到了潮州。
德佑二年十月,在大将张世杰等人的努力下,陆秀夫最终还是回到了朝堂,登上了这艘他终不能割舍的将覆之舟。
“卿尚为谁守之?”这个曾由劝降使者抛给李庭芝的问题,也许陆秀夫也曾经反复思考过。
度宗身后留下3个幼子,次子宋恭帝为元军所虏,长子被立为皇帝后两年便不幸夭亡,如今只剩幼子赵昺。此前,所谓的“朝廷”已迁至海上,群臣“诛茅捧土为殿陛”,宛若身处上古时代之朝堂。每逢朝会之时,陆秀夫总是“端笏盛服”,“未尝少怠”,他大概是怕朝会的仪式一旦稍有疏忽,群臣便会失去敬仰之心。可即便如此,在9岁的端宗驾崩之时,众臣之心终究还是惶恐起来了。众人欲就此散去,而陆秀夫站出来说:“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以为国耶!”就这样,年仅8岁的赵昺被立为宋朝最后一任君主。同年六月,宋朝君臣迁往崖山,等待他们的是极为惨烈悲壮的最后时刻。
他为两位小皇帝在海上颠沛流亡的事迹撰写了一部史书,将其交给了当时的礼部侍郎邓光荐,希望这一段故事可以传之后世。可惜的是,这部书最后还是没能流传下来,以至于南宋最后岁月里无数仁人义士的壮举,最后终究只能淹没在滔天的海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