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霖与伊斯兰教 马晓霖:伊斯兰世界:揽镜自照与理性反思
揽镜自照,知耻后勇。先知穆罕默德留给后人最大的宝贵财富之一是锐意开拓,他本人就是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身后各大教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说明伊斯兰世界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时而变,不断把握时代演进的规律和潮流。在这个风云激荡,物竞天择的新时代,人类期待着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觉醒和整体复兴。
1月6日,在迎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纪念活动中,埃及总统塞西发出“宗教革命”呼声,号召穆斯林领袖协助打击极端主义。他说,“我们需要一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改革。你们这些伊玛目应对安拉负责。全世界期待着你们的行动,全世界期待着你们的声音……因为伊斯兰世界正四分五裂,水深火热,渐渐凋零,而且在我们手上凋零……”这名虔诚的总统当天还参加开罗某科普特教堂圣诞集会并致辞,呼吁各种信仰宗派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彼此友爱。
次日,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屠杀事件,震惊全球,包括16亿人口的伊斯兰社会。人们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袭击,反思西方言论自由边界时,也许能体会塞西释放的警报:伊斯兰世界正在毁于极端主义,国际形象已相当不堪。用塞西的话说:“我们认为最神圣的思想竟变成外界的一种焦虑,危险,杀戮和毁坏根源。
我不是说伊斯兰教,我说的是这种思想。”的确,问题不在伊斯兰教本身,而在如何从内而外理解和践行伊斯兰。提倡伊斯兰改革,决非以改革之名曲解伊斯兰,更非以改革之名打压伊斯兰,而是让其重现作为主流文明之一的光辉形象和巨大魅力。伊斯兰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冷静看清自身的当下形象及成因。
笔者上篇长专栏重点探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来龙去脉,本篇则试图浅析“伊斯兰恐惧症”的内因,即伊斯兰世界究竟怎么了?伊斯兰的传播形象为何日渐负面?除呼吁外界公正看待伊斯兰,伊斯兰世界又该如何揽镜自照和反思?伊斯兰世界不乏认真思考和探索者,但罕见公开质疑和争鸣,因为言及伊斯兰本身就非常敏感,而探讨敏感问题,不仅需要视野,还需要智慧乃至勇气,更需要舆论环境的包容。
作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长期报道者和研究者,笔者认为,伊斯兰世界“形象不佳”根源有二。首先,全球传播格局“西强东弱”,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语境下的涉伊斯兰报道存在由来已久的偏颇、成见和标签化。其次,伊斯兰世界不幸遭遇双重乱象:自身大面积陷入各种内乱,电视和网络又空前传播和无限将其放大,使伊斯兰世界陷入十分不利的舆论漩涡,这令人沮丧的漩涡又扭曲部分穆斯林心态,形成恶性循环。
伊斯兰世界存在突出的“过敏症”
宗教和文明生来平等,只有强弱之别而无高低之分,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往往折射它是否处于主流地位或强势状态。审视波斯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最辉煌的岁月也都是海纳百川的时期。比较当下三大主体文明表征,伊斯兰世界包容性和弹性度明显下降,即对来自外界的负面声音过于敏感,反弹频次高、烈度大。而西方和中华文明对“他者”的成见、偏见和言语冒犯,则更有承受力,反应也相对舒缓。
以宗教禁忌为例。在西方艺术表现中,宗教禁忌早已不是问题,即便没有彻底消失,也很难再成表达禁区。西方演绎宗教事件和人物的作品汗牛充栋,对牧师、修女乃至教皇的嘲弄、抹黑甚至抨击习以为常,即便最神圣的“三位一体”也常被以凡人方式解构、调侃。1988年公映的反映耶稣自我救赎的美国大片《基督最后的诱惑》,也曾在西方和基督教界引起喧哗,但并未发酵出暴力反应,相关人员更没有遭逢威胁甚至追杀。
中国道教、佛教信众数量庞大,文艺作品从来不乏对宗教人士乃至各种神明的不敬、戏谑乃至扭曲,但也未曾出现相关信徒的抗议和示威,更没有喊打喊杀乃至暴力攻击。电视剧《济公传》、电影《诱僧》等内容大胆出位,未曾构成任何“辱教”式的政治或治安问题。
相反,“辱教”事件发生在涉及伊斯兰的作品里,则往往引起多国穆斯林抗议,甚至酿成暴力和流血。辱没先知的极端行为,其后果尤其严重,从1989年伊朗最高领袖发布针对拉什迪的追杀法令,到西欧多名漫画家面临杀身威胁,直至发生《查理周刊》血案。
辱没先知严重伤害穆斯林情感,确实不可接受,但是,应该通过司法程序、和平途径和文明方式讨回公道,而不是采用或鼓励暴力回击。要改善伊斯兰形象,实现伊斯兰文明的革新与进步,基本和迫切的前提是,教众必须“脱敏”,不能再成为不能触及、不能非议和不能语言冒犯的超级宗教拥有者和例外信仰追随者。
“过敏症”缘何特别严重?
特定族群和文明形态是可以进行人格化心理分析的。伊斯兰世界较为明显的“过敏症”成因复杂。最关键的病灶是,伊斯兰文明长期陷入发展停顿、创新缺乏且明显滞后于另外两大文明形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和封闭,使整个信仰群体深陷矛盾、苦闷和挣扎,情绪容易波动,也必然成为激进思潮、暴力主义繁衍的温床。
伊斯兰世界大致涵盖57个国家和两个地区,伊斯兰世界勉强入选G20的只有土耳其和沙特。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上述两国外,伊斯兰国家位于20至50名间有8个,50名至100名之间有17个,101名至178名有16个。
另据统计,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四分之一。即使在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绝对数量不小的穆斯林居民也多分布于欠发达地区。欧美发达国家穆斯林社群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化更加明显。应该说,伊斯兰世界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生存与发展状况不良,是毋庸置疑的普遍现象。
伊斯兰教自公元七世纪传播,1400多年内几乎覆盖所有人类聚居地区和族裔,信众人数仅次于基督教,这种速度和规模是其自身魅力独特和包容性强的最好诠释。巅峰阶段的伊斯兰文明曾虚怀若谷,求知若渴,推崇学者,奉其为“先知的继承人”,也因此广纳博采,推陈出新,成为传承人类智慧的灯塔,更是欧洲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播种机,以及启蒙欧洲复兴、推动西方文明进化的强大引擎,滋养了哥白尼、达伽马和但丁等一大批西方文明的先驱者,为人类历史进步作出卓越贡献。
但是,自蒸汽机发明以后,支撑当代世界文明主体的几乎所有发明创造,都与伊斯兰和中华文明无缘,虽然两大文明依然不同程度地奉行开放门户和拿来主义,但伊斯兰世界因为宗教与文化观念僵化的束缚,徘徊不前,未能整体处理好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宗教与世俗的辩证关系,严重制约自身发展。
以代表世界智慧最高水平的诺贝尔奖为例,创立114年后产生的889位得主,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得主寥寥无几,自然科学领域的严重滞后和能力缺失已不言而喻,整体落差天壤之别。历史辉煌营造的盲目自大和现实凋敝引起的自卑自艾,构成伊斯兰世界最为突出的文化心理,这种病态心理往往折射为不容质疑、不容触碰的极度敏感。
另外,广大伊斯兰世界又恰恰是近现代地缘政治博弈多发区和深水区。随着伊斯兰文明的衰落,接踵而至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占领、掠夺和操纵,长期的异质文明统治构成文明冲突的诱因,而二战后美国为代表的干涉主义和霸权外交,更大大激化伊斯兰地区固有的大文明和区域亚文明对立与冲突,加重因外交软弱、军事失败、经济没落和权益受损而积累的挫败心结和悲情意识。
常有人说,凡是穆斯林人口密集的地区,总是陷入动荡与战乱。这种观点持有者肯定忽视了一个宏大背景,即这些穆斯林地区正好是干涉主义重灾区。对一个群体而言,挫败与悲情迁延已久,容易固化为民族性格与气质,甚至形成条件反射,比如犹太人的大屠杀情结,日本人的悲观主义,伊朗人的烈士文化,美国黑人的歧视记忆,越南人的北方忧患,甚至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都因过往战争的刻骨铭心而充满定向性的敏感和脆弱。
伊斯兰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日复一日在血与泪中舔舐伤口,抱怨不公。
伊斯兰世界亟须揽镜自照
发展落后,外界误读,并被少数极端和恐怖分子“污名化”,这是伊斯兰形象受损的客观和外在原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检视当今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伊斯兰教是犹太教、基督教的集大成者,《古兰经》是更现代、更完整的教典。千百年来,犹太教、基督教典籍只字未改,其信仰主体却跃升为当代世界文明的主导力量,因为两者经历了比较彻底的宗教革命,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并对经典保持活学活用和与时俱进的态度。
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们,总体上却固步自封,死抱教条,不思进取。他们对教义的阐释照本宣科,对经典的理解囿于字句,对已无法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大潮的概念抱残守缺。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信仰已不再是先知时代那样的进取推动力,而是沉醉于蒙昧状态的懈怠镇静剂。
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凡发展较好,恰当处理守护信仰和革新求变的伊斯兰国家,都较少上述弊端,如东亚的印尼和马来西亚,西亚的土耳其和阿联酋等。与这些凤毛麟角相比,绝大部分伊斯兰社会依然深陷保守、压抑和沉闷,个别国家甚至一度选择逆现代化而进的歧路,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一度尝试政教合一的苏丹。
至于根本不懂教法,却打着伊斯兰旗号残杀无辜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更是把伊斯兰教及其信众的形象搞得面目全非,而他们却不乏一定的内部市场。
过于崇尚古人,迷信权威,压制个性和自由,受制于表面化的信仰窠臼,无法适应快节奏、高效率和注重创新、求变的当代社会,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痼疾。穆斯林崇尚圣行,但流于表面形式,而放弃先知革命性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受复古传统影响,长袍、头巾和面纱等原本属于中东民族防沙抗晒的服饰,都被视作伊斯兰所谓标准或标志装束,到处提倡和推广,忽视伊斯兰作为世界性宗教,它必然在保留教义核心要素一致的基础上,完成与各地地理、气候、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的嫁接与融合。
追求伊斯兰世界从里到外的信仰和文化大一统,不仅在伊斯兰文明辉煌时期有限空域内无法企及,在70亿人口和近200个民族国家构成的当代世界,更是天方夜谭,而且极大地制约了不同国家穆斯林群体的自我创新与发展。
此外,伊斯兰世界财富用于鼓励教育、培养人才和激励科技发明者相对不足,却竞相投入宗教传播和教派博弈,局部地区出现清真寺远多于学校和图书馆、礼拜场所硬件设施强于校舍的鲜明对比。
伊斯兰教倡导共同价值和集体一律,这在统一阿拉伯部落并对外传播先进文明的特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也确实成为凝聚和熔炼穆斯林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但是,这种追求在民族国家时代,特别是强调个体自由,尊重少数族裔和倡导文明多元的今天,已产生强烈的不适应,也容易引发与周边环境的摩擦。
西方世界早已“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伊斯兰世界依然存在着依靠教法进行立法,甚至借助教法治国的返祖现象。西方和中华文明疆域内,宗教信仰早已回归个人,教俗互不干涉已是天经地义,但在伊斯兰世界,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依然面临着来自族群的明暗压力。
这种压力构成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和社会活力的巨大掣肘,从整体上甚至根本上妨碍了伊斯兰文明的重新勃发和急赶直追。
成规要遵守,陋俗需割除
伊斯兰世界近十多年名声不佳,很大程度上受累于极端和恐怖主义。虽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极端和恐怖主义既非伊斯兰独专,也不代表伊斯兰,但毋庸置疑的是,绝大多数极端和恐怖行为都打着伊斯兰的旗号,或者源于这片土地。
抛开“他者”激变和诱发的合理因素外,伊斯兰世界自净能力的减弱也是不争之实。面对各种恐怖袭击,特别是引起世人公愤的重大案件,伊斯兰社会宗教界、知识界缺乏强烈、明确和持续的谴责与弃绝之声,这种麻木的沉默和不作为,客观上使极端和恐怖主义肆无忌惮。
伊斯兰主张“信仰无强迫”,穆罕默德的叔父兼保护人阿布·塔里布至死既未入教也未曾被强迫入教,现实却今不如昔。2011年埃及等地动荡后曾出现较为严重的针对非穆斯林的强迫改宗等冒犯行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以扫除西方文化入侵为由,持续杀害无辜平民。即便信仰相同,不同派别的歧视、摩擦和仇杀也持续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中东、南亚地区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中,死于所谓穆斯林之手的教众,远多于来自教外的军事或暴力伤害。
此外,一些源自部落古老传统的恶习陋俗,已与当今世界主流价值体系和文明标准相去甚远甚至截然对立,本身也与伊斯兰文明无关,却依然在部分伊斯兰地区流行,并经电视、广播、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反复传播,污染和恶化着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形象,如强迫女性割礼,荣誉杀戮,血亲复仇,鞭笞,石刑和斩首等酷刑。
某些现象如早婚与多妻,“阿舒拉节”负刃自鞭,以及当街宰牲,都带给外界强烈的不适与不解,进而对伊斯兰习俗产生负评。至于宗教领袖发布宗教法令,更超越国家、司法主权和国际关系法则,为世界多少国家所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