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和莫言 两个世界:从高行健到莫言
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
莫言的获奖,都说是众望所归,人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大加赞扬瑞典文学院慧眼识珠。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早已有之,早先的华裔科学家获得科学类奖项,满足了一些欲望。而对于文学奖的觊觎,形诸笔墨,见于口头,诉求甚多。这次,当代作家、大陆作家莫言得到世界认可,又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虚荣心,卑弱的情绪也得到了抚慰。
其实,汉语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追溯起来,可以将日程提前到2000年——《灵山》。作家高行健的名声一下子响亮起来。后来,一些人翻动履历,方晓高行健已经于1997年加入法国籍,顿时,严苛的斥责声和鞭挞声四起。
莫言是民族英雄,高行健成了害群之马。同样是汉语小说获奖,同样是汉语言背景得到世界的承认,缘何公众和官方的话语各不相同,高行健和莫言的境遇却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其竟,地理区域的认同大于文学本体的认同,其外,所谓的政治因素、政治目的在作祟。
中国人企盼了许多时候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颁给陌生的、异议的、西方华裔作家高行健,人们大失所望,并会有多重的非文学的想法。高行健名声不响亮,未必年高德劭,真可以称得上大师吗?一系列的疑问和非难伴之而来,国人哗然,舆论哗然。
更有甚者,仅仅抠住瑞典文学院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论高行健和《灵山》,以冥顽不化的守旧文学观念判断文学,定了高行健和《灵山》死刑,大加讨伐,有诛锄异己之势。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小学生时代,老师给予“乖巧温顺”的最高评价,便会得到众多小同学的认同和尊重,若遭遇“顽劣不逊”的批评,便会遭受以“我们”自居的小同学排斥,成为“他”者和“他们”。高行健的境遇就是如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读过高行健的一些戏剧作品:《绝对信号》《车站》,读过《灵山》,感觉到他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叙事艺术和思维方式的逆子,就如同《金瓶梅》《红楼梦》是明清小说艺术的逆子一样。
说句心里话,我喜欢他的作品,喜欢《灵山》本身具有的文学认知的颠覆性和独创性。我也读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小说,我的感觉同读高行健的作品一样,莫言颠覆了官方话语和历史认知,莫言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逆子。
当然,高行健和莫言之间有着形式的不同:如果说高行健的文学世界是西伯利亚积雪覆盖、深沉幽秘、苍茫的针叶林的话,莫言的文学世界则是桀骜不驯、汪洋恣肆、奔放的热带雨林。高行健的文学沉稳冷静,莫言的文学则波澜壮阔。
高行健和莫言的艺术犹如中国文化中太极的两仪:一阴一阳,相辅相成,各有春秋,难分轩轾。高行健小说的境界是客观、理智、内敛、持重、含蓄、自省、平稳、从容深厚,而莫言小说的境界则是主观、激情、张扬、恣肆、洸洋、热烈、暴戾、血脉贲张。
高行健小说的语言清新流畅、丰富优美,而莫言小说的语言则繁复斑斓、粗犷壮浪;高行健行文缜密深细,莫言行文天马行空。你能说孰优孰劣,孰是佳作,孰是腐草?
深入思考,高行健和莫言的文学实质是相互贯通的,这是文学的至高境界:文学即人学,直抵人性和内心深处。高行健善于抒写反省思考的人性,莫言则擅长呼唤强悍暴力的人性。他们都表现出对于民间文化、《山海经》等远古神话传统的认同和追求:高行健《灵山》一书中的主人公如同中国式的奥德赛,流浪长江流域,耳闻目染,发掘主流文化忽略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融合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思考;莫言则在家乡高密这块齐鲁文化浸染的沃土成长,汲取被压抑的血性、鬼魅和狂欢色彩,浸润在小说之中,创造出中国式的魔幻与现实。
高行健和莫言的汉语言探索,对现代汉语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和发展,都对汉语言和中文小说的成长起到殊途同归的意义和历史作用,虽然他们的风格是太极的两仪。
这一点,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可为佐证:瑞典文学院认为,高行健“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新出发点”。
仔细体味,可为资证:两个人的世界,同样的追求。
但是,要命的是人们对高行健和莫言的看法有着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把政治眼光映射到文学判断上。文学究竟和政治有什么样地关系?政治能够影响文学创作,甚至左右文学创作。而文学呢,长期以来,他像一位颤颤巍巍、恶疾缠身的弱者,侧身于政治、道德及意识形态的旁边。
卡洛斯·富恩特斯说过,丑就是没有形式的肉体。高行健是有形式的,莫言也是有形式的,他们的文学构筑了共有的美:认知的美,结构的美,汉语言的美,文学本身的美。
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失败,应该有作品本身焕发的价值来说话,强制性的权力、道德、社会功用的评判都是缺少效应的。那种把文学等同于政治、道德,等同于国家的标准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理的。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而不是政治、道德。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政治——为民族、社会和国家建功立业的政治与野心家的政治,也不可能要求所有文学都政治化、道德化,所有小说都是政论、说教,都是政治与道德的图解。
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政治、国家等同的判断听起来都多么荒谬可笑!文学具有独立性,具有它本身的艺术自觉性。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品,如《红楼梦》,可以用政治正确与否来框定其灿烂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吗?文学的政治解读是一条途径,但不是唯一的。毛泽东对《水浒传》《红楼梦》的批评,多有灼见,那是政治家言,可以作为一种方式存在。政治解读也好,道德解读也罢,都不是文学的全部,绝对不是。
那些清高的批评家制造了一个政治的、道德的大十字,将高行健绑在上面,让他受难,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但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弄明白,他们在挑事,在制造混乱,他们才是别有用心、富有中国式想象力的一群。
按他们的逻辑,西方的文学奖评奖理由是政治目的大于文学本身,依照其言而论,则是对中国政治的不信任、对中国文学的不信任,不是高行健否定了一切,而是这些批评家流露出这种自卑失态的情绪,暴露了自己藏不住的可笑尾巴。
既然反对文学的政治化,而他们却惯用政治化的语言批评高行健,批评高行健的作品,而不顾及被批者是否有同等的政治话语权力,这样行事,真正令人发指,令人不寒而栗。这种流毒甚广的太监式文人的思维,于国于民、与政治道德而言,都是蒙蔽人较深,危害也最大。
莫言的获奖,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回归到人性和作家应有的良知,文学获得了胜利。那些戴着魔色眼镜的人们也应该扪心自省,收敛一些了吧。
再或许,依据他们固有的逻辑,在莫言文学作品充斥不同的批评声中,他们灵敏的嗅觉又该嗅出非文学的、政治的气味,又该大张旗鼓、大肆挞伐了吧。然而,似乎没了。我想,莫言得到的评价,在高行健身上也要补偿。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投湖自尽,死因何在?文学被政治篡改,被抽象化、单纯化、注脚化,这是中国文学最浓烈的悲剧。我们都不需要文革时期的专制和愚昧再现,让我们将被囚禁、被欺骗的文学批评的良知唤醒。
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仅仅能够反映它们而已。文学呼唤纯粹的艺术、美学价值的批评,重新回到被扭曲前的批评。当然,高行健因为文革中的个人命运而厌倦政治,甚至更远,否认一切,剑走偏锋,显得格外的一意孤行。
可是,在抛开这些因素,单论《灵山》的小说艺术,人们的评价还是老一套。成功大学教授马森认为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种幸运,他在《灵山》序中指出“那么一篇小说,既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不专注于情节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还能剩下什么呢?”试问一问,《灵山》“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反映了什么,他读了吗?人们总是怀抱偏见,认为《灵山》结构混乱,情节模糊,时常穿插议论,并因此不忍卒读。
我还想问问,小说是由谁来定义的,是谁来制造小说的金科玉律?奥诺雷·巴尔扎克还是这些文学学专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家确定和推行的“三一律”,不是被后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打破了吗?
文学的意义在于突破和发展,绝对的垄断是文学生命的死亡之路。对小说认知的一成不变造成了艺术上的近视眼。欧内斯特·海明威说文学典型是谎言,体味一下,觉得很有见地。奥诺雷·巴尔扎克式的人物、情节、戏剧性的展开,推动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和变革,奥诺雷·巴尔扎克后呢?詹姆斯·乔伊斯、弗兰茨·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都没有创新的话,谁还会理会他们。
莫言的小说叙事天马行空,时空紊乱,还原了历史的民间状态,还原了人的原欲,可以说“还剩下什么”吗?
骄傲的阿纳托尔·法朗士说过“关于莎士比亚,我能说的是我自己”。高行健有他的小说定义,莫言也有他的小说定义,放开眼界,沈从文有他的小说定义,居斯塔夫·福楼拜有他的小说定义,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曹雪芹,等等,都有他们小说的各自定义。
只讲程式化的古典先生们,你们也会有一套完整的小说的定义,然后党同伐异,口诛笔伐。这是何等的愚蠢和狭隘,连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的常识都没有!
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也是一部朝圣小说”。和瑞典文学院的人比一比,我们的批评家的水平和眼光更好吗?
歌德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题材人人看得见,内容意义经过努力也可以把握,而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个秘密。”高行健创造了全新的、离经叛道的汉语小说形式,莫言也创造了他的小说形式,莫言被认可了,高行健呢?高行健吃了第一只中国现代小说的螃蟹,他遭到了空前的非艺术的围攻和责骂。
人无完人,高行健也如此,但瑕不掩瑜,他的《灵山》的价值也不会永久性的掩蔽。想想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甫一问世时,也罹受指责、谩骂,但现在来读,《尤利西斯》成为现代文学的一座里程碑,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主义是欧洲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逆子。
其实,莫言的《丰乳肥臀》《欢乐》,贾平凹的《废都》都遇到过《灵山》似的道德流放,但那种振聋发聩的声音终究要喊醒古老民族的文学神经的。
高行健是汉语小说的逆子,相信会有这样发现美的眼光和识见之人,来解读和赏赞《灵山》。而且,可以说,香港中文大学的刘再复先生便是高行健的文学知音,《灵山》不再孤独。
或有人说高行健小说缺乏文学的人民性,缺少大众的喜闻乐见,缺少通俗的中国气派的语言,才不被民众认同。天真的善恶区分、简单的美丑二元论,就像查尔斯·狄更斯;文学的社会性,就像维克多·雨果和他的《悲惨世界》;群众喜闻乐见和中国气派,如赵树理、《平凡的世界》。
这些作品即使不值得去反复阅读,也不减损它们的价值,它们的好处。唐代诗歌的千古辉煌,不单是妇孺可解的白居易之功劳,在白居易们身前还并峙着双峰:李白和杜甫。
我想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性。我们要有合理的文学生态,我们的文学既需要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还需要盗墓小说、穿越小说、韩剧来点缀,方显出文学的包容性。
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不能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通俗文学有存在价值,精英文学也有存在价值,因为通俗而放弃《灵山》,或者因为《灵山》而贬低通俗,都不是理想的选择。试问诸君,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会想“中国气派”“大众喜闻乐见”这些鸟事情吗?远的如《尤利西斯》,威廉·福克纳的作品,能民众喜闻乐见吗?《红楼梦》成为经典,完全符合大众口味吗?我看未必。
以我的朋友为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问到《红楼梦》时,不少朋友皆言更喜欢读《三国演义》之类,而对于《红楼梦》则表示望洋兴叹。
文学欣赏,需要一定的修养,需要训练有素,方能解得其中味。高行健的《灵山》知音甚少,那么莫言呢,能读到人的原欲和颠覆官方的历史话语的又有多少?
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只能有文学本身的价值来决定,通俗化、大众化能够使文学流播更广,却不是对文学的绝对评价。《平凡的世界》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作品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及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意义却值得重新商榷和评定。
(详见杨祖光先生的《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王小波说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文学创作不是生产车间,口味和观念岂能整齐划一!我希望这样一种公正的评价:尊重各人的文学趣味,尊重文学的殊异,像巴普洛维奇·契诃夫说的“大狗叫,小狗也叫。”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举国上下,共同欢庆。文学至高的荣誉,有什么理由不激动兴奋的。静下心来,回望积淀既久的诺贝尔情结,国人的性格可见一斑。大浪淘沙,寂静之后,一些沉渣泛起,甚嚣尘上。
对比给予高行健的评价,其中有“酸葡萄”心理在作祟,在自我安慰。狐狸跳起来够不到葡萄,它就说“反正这葡萄是酸的”,钱钟书先生说:“就是吃到了,他还要说:‘这葡萄果然是酸的。’”莫言获奖,人们本能地扑向他的作品。
有网友说,以前不闻其名,现在一举成名天下知。书店里的莫言作品一夜之间宛如遭受浩劫,都被哄抢,仿佛一夜之间,人们都蜕变成为训练有素的文学达人。这其中有国民性的魅影,鲁迅笔下伟大的“看”客。
阿Q被枭首示众,人们在看,莫言的获奖,人们也在看。很不幸,我也过了把看客的瘾。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人云亦云,拾人唾涕,没有主张,缺乏阅读的识辨,痼疾深而久矣。狂喜过后,面对莫言的“第一次”,内心有一种隐忧:要知道国人有“挖祖坟”的陋习。
刘洋上天,是第一次,孙杨夺冠,是第一次,他们都经历了刨根问底。莫言的第一次,恐怕也莫能外。莫言57年的人生经历,写作状况及林林总总的亲朋好友,理所当然要被披露无遗。
莫言的出生的第一声啼哭,莫言第一次文章,第一次恋爱等等,是不是会有人来一一坐实。甚至,莫言的家乡是否就是高密无疑,莫言的东北乡在哪儿。莫言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隐私或公开的,莫言的祖籍,莫言获奖的预言,莫言式的热点爆料,莫言的一切的一切,将被人们热情地关注。莫言成为了大众消费的“哈根达斯”。在好为人师的批评家身后,这些声音和国民习性席卷而来,令人担忧。
翻看高行健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历,他在国内并未受到广泛推崇。历史资料显示,在《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一文的最后,有言:“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
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奖金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
”中国作家协会表示:“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
莫言获奖,又有人坐不住了:诋毁,摇头,或摇尾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示好或妥协?我看不出。莫言在内地是主流文学认可的,或许也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不一定是另类的“政治目的”,或许还证明中国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性,缺乏广阔的胸襟,当然还有对高行健的健忘。这让我想起韩非子的一则故事:
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大家都很熟悉这篇故事,对高行健和莫言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庶几近之。同样是跻身世界大奖,足令华夏后裔和汉语使用者自豪的事情,却健忘,所谓利令智昏。遗忘是什么?是一种罪,一种背叛。从高行健到莫言,我看到的是单一的、非文学性的、前后矛盾的、党同伐异的、非此即彼的、最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和《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一样“天真浪漫”。
还有一种低智商的论调,说高行健的获奖原因在于他的法国国籍。加入外国籍、西方籍就能获奖,那好啊,就让当下有“裸奔”豪言的作家张某某们去欧洲入籍,相信今后连续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都会是华裔,虽然不是“中国人”,其场面也壮观得很啊。
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包容的世纪,是一个平和、多元而不是一言堂、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这意味着多样化、多元化的观念和多种文化的丰富性,高行健、莫言们为汉语写作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要给予肯定。
记住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呼吁:“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束缚在一条教义,或是一种本质,或是一个排他的目标上。让我们拥抱符号的解放,拥抱人类进步的阶梯,拥抱包容,拥抱另一个人的梦想。
”这也是卡尔·马克思的意思——世界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追求的结晶。莫言获奖后的平常心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奖项是对某部作品的激励,再大的奖项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奖而已;还是平常的生活,平常的工作,一如既往地拥抱认知的、审美的、创造的文学。
我相信,在当代中国,和高行健、莫言一样具备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水准的人还有。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要举例子,我可以谈谈自己的“偏见”:王蒙,尤其是《活动变人形》的王蒙;余华,尤其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的余华,拥有简洁语言、反讽叙事、黑色幽默并在生命悲剧和苦难梦魇的新寓言中绽放温情之花小说家余华;于坚,光头的于坚,用口语和世俗化手段,以平民和民间姿态,将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敬畏自然神秘性的于坚;张炜,尤其是写出《古船》《外省书》和《你在高原》的张炜;还有北岛。
最后,我还想呼吁大家向莫言祝贺,向高行健和他的《灵山》及他的文学知音刘再复先生致敬,向丰富与发展了汉语写作、汉语言的人们及其理解者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