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杜月笙 杨度一生跌宕 从袁世凯智囊到杜月笙门客 周恩来批准其加入中共
杨度(1875-1931),原名杨承瓒,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同乡。他中过举人,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大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他怂恿主导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但又写过《无耻黄兴》《国贼孙文》;营救过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张作霖的幕僚,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却又加入中共地下党。杨度的思想跨度之大世所罕见,一忽儿是替袁世凯称帝敲锣边鼓的“帝制罪魁”,一忽儿又变为貌似大隐于市,实则相助革命的落寞英雄……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经史、政治、经济、教育、佛学等方面著述颇多,有《杨度集》刊行传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被贬,出走日本结识孙中山,重逢梁启超】
清末民初,正值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杨度开始师从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后又赴日留学。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考试,28岁的杨度从日本留学归来参加考试,高中一等第二名,是为“榜眼”,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为状元。但慈禧太后认为,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与康有为(字祖诒)同名,是“梁头康尾”,且同为广东人,其人品可知;而杨度与谭嗣同、唐才常同乡,有新党之嫌。慈禧后半生最恨康梁,因此下旨重考,并要求追查梁士诒与杨度是否是康梁余党。结果,杨度只好丢掉尚且温热的功名,再度返回日本。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一事件却造成杨度在日本留学界名声大噪。1905年9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会改选,他以740票当选为总会干事长。
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来到东京,有意拉杨度共成大事,但杨度研习各国国体后,认为孙中山革命如猛药,贫弱的中国难以承受,中国要康复,只能仿效日本,君主立宪。他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
在日本,杨度与旧识梁启超重逢。当时梁启超避居横滨,在学校讲授中国历史,杨度常去听梁启超授课。为了配合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杨度创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新民丛报》,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为后人广为流传。
【赞同君主立宪与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噪声势】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度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对杨度十分敬佩,命人送匾额一块,上书“旷代逸才”四个大字。
为给袁氏称帝鼓噪声势,杨度写成万余言名作《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密呈给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杨度认为民众的觉悟程度尚低,还不知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东西,贸然由专制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他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建立君主权威,强制推行君主立宪体制,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随后,他又联合严复、刘师培等人组织号称“研究国体之团体”的筹安会。
杨度自认为是袁世凯智囊之中的头号王牌,理应获得高位,可民国开创之后的五次组阁,他始终一席未占。最后一次国务卿选举,他本来抱有热切期望,谁知袁氏却指定了徐世昌。
【遭黎元洪惩办通缉,寓居天津研习佛学】
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他心灰意冷,在天津租界闭门学佛,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杂文和偈语,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
天津五大道马场道靠近浦口道西侧,有一条不足百米长的胡同,叫青岛胡同。上世纪初这里曾是德租界新界,最初地名叫清鸣台,是一个小水坑。1924年前后,英国人戈尔投资在这里修建了四幢小楼。这些小楼都是二层砖木结构德式建筑,局部三层,带地下室,建筑顶部是多坡大筒瓦,设有老虎窗,外墙是疙瘩小卵石混水的墙面。开发建房后,因靠近青岛路(现九龙路),只有四幢小楼的街长,所以取名为青岛胡同。寓居天津后,杨度就住在这里。
1916年5月1日的《京津泰晤士报》刊发了对杨度的访问,当时袁世凯已倒台,但杨度对君主立宪仍念念不忘,他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但到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时,却受到杨度的强烈反对。因为杨度主张的帝制其实是介于英、日之间的君主立宪,并不等同于满清的封建帝王制度。
实际上,从日本回国,到1928年移居上海,这一时期,杨度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生活。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就是在天津发起的。现在天津市河北区志成道33号,曾是原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所在地。从日本回国后的杨度应邀在该校礼堂发表了著名的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立宪的演说。他主编的月刊《中国新报》,也极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纷纷响应,直隶代表末代状元刘春霖、王劼廉等人也给朝廷呈递了请愿书。此后,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在天津轰轰烈烈地展开。
【与杜月笙交情不浅,《杜氏家祠记》成为杨度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1928年秋杨度移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在杜月笙门下做“清客”,住在公共租界杜月笙名下的一幢洋房内。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法誊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这是杨度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
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家祠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杜月笙知道杨度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与毛泽东同乡,1929年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共】
杨度和毛泽东是湖南省湘潭县人,杨度长毛泽东近二十岁。1920年年初,毛泽东的岳父兼恩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东交民巷。杨昌济生前与杨度是好友。吊唁那天,杨度有感于逝者前的清贫生活,便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加以帮助。这篇“募款倡议书”后面列名了29位发起者的名字,排在第28位的便是毛泽东。可以想象,这个时间段,杨度和毛泽东一定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只是那时杨度并不了解毛泽东。
1926年,杨度与毛泽东好友萧子升成为忘年交,两人聊到毛泽东:杨度问萧子升毛泽东是否有才,是否会写文章,是否有人情味,字写的怎样,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萧子升用独特的语言总结了杨度与毛泽东——这两个湘潭人的共同之处:“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1922年,杨度的思想开始倾向于孙中山的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民主革命奔走。1927年,李大钊等35名共产党人被张作霖逮捕,杨度与章士钊共同营救,但未能成功。那之后,杨度变卖家产,大力援助被枪杀的共产党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