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脱亚论 百多年前的岛国已觉高人一等

福沢谕吉，日文假名读音：ふくざわゆきち。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做为一个随员，终于能够成行，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仅仅携带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

谕吉在适塾修业期间，德川幕府的封建体制，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列强的势力步步紧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纷纷以大藩为中心，斥责幕府的专政。他们认为政治的动摇，启端于外国问题。这个问题是迫使时代变迁的基本动力。各藩为了自卫，为了准备应变，为了研究学术和了解国内外情势，往往需要奖励洋学的研究。江户奥平藩也不例外。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认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后倔强的精神。

谕吉自欧洲归国后，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视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于译著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谕吉的为人。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积极提倡在当时正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写作当年，他所支持的朝鲜人尝试在朝鲜筹组改革党派，但没有成功。他曾邀请一些朝鲜的年轻贵族到他的学校，但他们只是嫖饮挥霍，浪费光阴，福泽便减少他们的旅费。于是，他们就去偷钱。他决定不再支持这些贵族，然后写作《脱亚论》。

福泽谕吉的肖像印在日本一万元钞票—“万元札”上被整个日本民族所铭记，而他的“脱亚论”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脱亚论亦称为“脱亚入欧论”，文中论点反映了明治初年主张「文明开化」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设计。文中包含了贬抑中华文明的因素，鼓动日本积极加入列强行列，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福泽谕吉身为日本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其脱亚论思想对日本此后的亚洲政策和思想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多名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学者称福泽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

1914年生于东京。193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先后任职于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和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战后参加历史学研究会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指导研究明治维新史，1950年发表《明治维新》一书，突破明治维新史研究中的经济主义局限，强调以阶级斗争为轴心的政治史。同年参加服部之总(1901—1956)领导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会，1955年发表与今井清一、藤原彰合著的《昭和史》一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史学界中著名的《昭和史》争论。

1962—1965年曾成为历史学研究会的指导者。1968年发表《明治维新和现代》，批判天皇制，反对当时日本政府主持的明治百年纪念活动，主张按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日本近代历史。1958年起先后任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专修大学教授、横滨开港资料馆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明治维新》、《昭和史》(合著)、《战后的历史学和历史意识》、《明治维新和现代》、《日本近代史1》、《福泽谕吉》、《从历史学到历史教育》、《自由民权与现代》、《明治维新与天皇》等。

人由于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高下，志向高的想做高尚的事业，志向低的只想做低微的事情。各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方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大志的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也未必从童年时代就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是他的意图和事业都是随时变化，随时进退，进退变化永无穷尽的。因为乘偶然的时机，也有完成大业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此意。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

福泽谕吉在幕末政权纷争和国际时局的风起云涌之中,基于个人的社会体验和敏锐的审时度势能力,经历了对汉学和兰学的学习、反思、摈弃,直至立志自学英语并 创建学校进行英语普及教育.这一过程也是其启蒙教育的思想体系初步形成的过程.本文以历史事件的回顾为主线,对福泽少年和青年阶段的学习经历进行考察,并 指出:汉学和兰学知识的积淀为他自学英语、走近西方先进文化奠定了基础,学习英语则促使他在日本成为吸收和宣扬西方文化的旗手。

在西风东渐之前，儒家思想一直是日本的思想统帅，为日本的封建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当日本明治维新开启后，决意打倒封建、引进西方文明，儒家思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维新人士的批判对象。在福泽谕吉看来，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西方文明都远胜于中国文明，可是中国的清政府就是不承认这一点。在中国，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则主张“东方的道德，西方的技术”。福泽谕吉根本否定这种论调。

中国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早期有林则徐、魏源等。为什么福泽谕吉对日本历史影响比中国的更明显呢?从福泽谕吉本人来说，他深感日本以及亚洲和西方的巨大差距，他认为当时的西方已进入文明社会，而日本中国等最多也只能算是半文明社会，他游历西方，翻书立著就是唤醒日本人，使其向西方学习，跨入文明国家行列。更深一层的原因应该从中日两国的文化方面来解释。日本国土狭小，长期以来都是拌演学生的角色，学习其它国家或民族，所以形成了“善变”的民族性格，对外来事很容易接受，没有太多抵抗力;中国和日本确恰恰相反。所以，日本很快接受了西方文明，成为亚洲强国。

由此说明，福泽谕吉从根本上否定了东方道德的现代价值。他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道德，其目的在于形成人的奴性，而西方的文明精神则是让人独立自尊，日本必须扬弃前者，追求后者。所谓独立，就是“自己能够判断事物的是非，而采取正确处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赖别人的智慧而独立”。而《论语》中主张“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则提倡民众的愚蠢，福泽谕吉认为这是大错特错。“无知之民，只能受治于残暴之政府”，政府之所以残暴，都是由于无知的人民自己所造成的。

我第一次看见一万元日元上的头像，问儿子：“这是哪位天皇?”儿子说：“不是天皇，他叫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位思想家，像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韦伯、俄国的托尔斯泰……”他说了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又补充道：“也像中国的孔子，通过办学启发民智，在日本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在大坂出生，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他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福泽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买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双喜临门，大吉大利，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中国泱泱大国，从来不缺有识之士、仁人志士。缺少的是宽松的思维环境，宽容的舆论氛围。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已经是历史的潮流，改革开放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深化改革同样需要思想先行，时代也呼唤着思想大师的出现。时势造英雄，只要有宽松的环境，中国思想界也一定不会辜负民族的期望，成为深化改革的先驱，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个、几个或一批载入中华民族历史史册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