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地方政府热衷申遗背后的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思考
7月7日这天，在波兰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到一天后，厦门鼓浪屿也成功申遗，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达到52个。尽管中国世界遗产数量位居前列，但很多地方的遗产保护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申遗，却没有按照规定好好保护？
中国申遗大队都排到几十年后了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并于1978年确定了首批12处世界遗产，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而中国，则是在1985年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尽管加入时间晚，但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长很快。加上刚刚列入名录的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共有世界遗产52项，包括文化遗产31项、自然遗产12项、文化自然遗产4项及文化景观5项。
除此之外，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上，还有27项文化遗产、16项自然遗产、16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计59项等待申报。根据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公布的“苏州决议”，一国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至少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算下来，中国的申遗大队已经排到30年后了。
而申遗也是条漫长的路，这一申请过程，开平碉楼走了7年，中国丹霞4年，五台山10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更是漫漫12年。而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江西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以及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是在1996年就列入名单，至今仍未成功申遗。
地方政府砸锅卖铁也要申遗
尽管申遗的难度很大，并且希望渺茫，但还是挡不住这些年的申遗热潮。在最初，这种申遗冲动源于中国人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但是随着丽江、张家界等地在申遗之后成功地开发旅游，地方政府不仅将世界遗产当作是一颗摇钱树，还是重要的政绩。
比如，自从1997年12月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山西平遥古城的游客量已从当年的5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417万人，门票收入由当年的125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1.5亿元，旅游综合收入也由当年的1200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80亿元。无独有偶，洛阳龙门石窟申报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申遗成功后第二年就高达2700万元。
门票只是最直接的经济回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色服务设施可以带来进一步深层消费，世界遗产名录迅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于是，很多地方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申遗。
2007年6月27日，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成为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确保申遗成功，吃“财政饭”的贵州省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
但是也有人不认可申遗成功势必带动当地经济的说法，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朝枝的一份课题研究就指出：“实际上从全世界看来，申报遗产成功之后，旅游业随之增长的只有40%不到，大部分是申报成功后跟旅游没什么关系，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高句丽王朝，都是世界遗产，但几乎没什么人去。”
地方政府热衷申遗除了经济回报还有政绩考量。2012年，陕西投入上百亿元修复未央宫遗址，推动丝绸之路申遗。陕西省文物局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1处，众多的文物古迹都没有入选，这与陕西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地位非常不符。‘丝绸之路’申遗将使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数量大幅增加。”
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来说，旅游开发是最大的威胁
对世界遗产进行过度的旅游开发，与遗产的保护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似乎只看中了“世界遗产”背后的知名度与经济效益，但忘了同时也要按照国际规定的要求来开展保护。
由于申遗前期投入巨大，很多地方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盲目开发，导致保护区内乱象频生。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就曾说过：“我保护了平遥、丽江、周庄，但之后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兴旺的旅游景点，这可喜也很可悲。”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过分进行商业开发，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在2007年，包括丽江古城在内的6处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庐山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专家来检查他们就把索道拆掉，入了遗产后马上又建起。”已有六百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三次坍塌，日益增多的游客是造成古城墙难以承受之重的主要原因。而被视为“中华瑰宝”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因旅游人数倍增，加速了壁画氧化。
世界遗产不该是摇钱树，为了保护可能是亏钱的
地方政府不要把申遗当作是对旅游开发的前期投资，申遗还是应该不忘初心，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后代看护大自然的恩赐和祖先的财产，而不是为了商业开发。这次可可西里申遗，就明确是为了保护而非发展旅游，是在青藏高原上为藏羚羊保住家园。
而且，如果按照规定严格保护世界遗产，并限制商业开发，申遗很大可能是一项“亏本”的买卖。2008年，英国就曾宣布暂停申遗，这与当时工党的执政理念有关，也与当时英国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不无关系。普华永道撰写的报告显示：英国申请一个世界遗产需要花费40万英镑，平均每年用于维护的花销也在15万英镑左右。而世界遗产地位给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被夸大了，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游客意识到这种地位或者是被这种地位所吸引才来参观游览的。
而申遗又是一座十分难走的独木桥，所以在日本，有人就觉得与其花钱申遗，不如把这钱花在文物保护上。日本山形县的最上川是旅游胜地，山形县此前打算申请最上川为世界遗产，但吉村荣美子在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
申遗不是奥运会，遗产数量是不是第一并不重要
伴随着这些年的申遗热，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连续15年有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名列世界第一。不过，世界遗产早已过了拼数量的时代。
据《世界遗产》杂志的报道，2003到2013年，金砖国家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都做了7年的委员国，巴西做了4年。其中申报遗产最积极的是中国，申报了17项，高于印度的12项。中国每次大会的阵容也最为庞大，平均为29人，遥遥领先于其他代表团，位列其后的南非和俄罗斯为20人。
但是，在正式大会上就申报议题发言的次数上，印度最多，平均每届22.6次，中国是12.4次，仅比南非的11.1次高。 中国申报成功的遗产数量最多，兴师动众来的人数最多，发言次数却非常少，对大会事务并不积极介入。给其他国家的观感就是：只追求数量，而不参与国际遗产事务。
其实，申遗不是奥运会，第一还是第二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好人类文明的硕果。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将全球融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各国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会因地域、贫富、种族的差别而将它割裂，保护历史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
如果承载着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类文明也会消失。正如著名的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机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所尊崇的信条那样：“保护那些不可替代的。”
世界遗产不是随意开发的旅游资源，现代人只不过是后代的托管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