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毛泽东 贺炳炎:毛泽东允许不用行军礼的上将
记者:您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将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十分纯朴的感情。这一点是不是在他的生活中经常能够流露出来? 贺北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就是理发的、种花的、搞清洁的工人。我记得是在1960年前后,那时候很苦。
有一次,他散步时碰到一个花匠,就问,你有什么愿望?花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我父亲说,好。第二天,有一个警卫员去找他,说贺司令员找你。他以为有什么事,是花不对了,还是怎么了?军区大院的那个花匠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他端了一大碗红烧肉,说你把它吃了。
那个花匠含着泪吃了。好多年以后,我们回到成都军区,那个花匠知道贺炳炎的孩子回来了,还专门跑来看我们。 父亲教导我们,比我们官大的人,我们绝不去巴结;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家,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做的事情不要去记着它。
父亲短短的一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死都要死在7月1号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因病早逝,终年47岁。
那天,他正在布置工作,突然“啊”的一声,手里的碗就掉了…… 记者:我在书上见到过一组数字,说您父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您是不是亲眼见过他身上的那些疤痕? 贺雷生:到处都是,除了打掉右胳膊以外,头上、屁股上基本上都是,像筛子一样。
小时候我看父亲洗澡,浑身都是疤。洗澡的时候经常得很轻地搓洗,那时候没有海绵什么的,就拿个丝瓜瓤子,把丝瓜皮去掉,拿丝瓜瓤子轻轻给他擦。
有时我看我母亲或者警卫员给他擦身体,他伤疤太多,稍不小心就碰他伤疤上,太多了。 记者:在外面您父亲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硬朗、乐观,那些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贺雷生:从外表看,他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三天两头就有病,白天撑着出去,晚上回来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他头痛,伤口疼,哮喘,空气不好,他就哮喘,天气热了喘,天气冷了也喘。那时没有空调,给安暖气他又不让安,还是后来才安上。
给他安装暖气的东西,他送给医院,送给幼儿园,他不让安,最后实在没办法,每年取暖的时候,就生了个大炉子,他老在炉子旁边,炉子冒烟,他又是呛,咳嗽。后来他到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妈说你们在家把暖气给安了。
等他回来以后大发脾气,把管理局长骂了一顿。当时我还在场,他说:“你们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害我,群众都没安,就给我一个人安。我得哮喘,治疗的费用很高,这都是一笔账。”就是安了暖气,他也不让烧,不到很冷,他不让点火。
他也常说,我要不当这个司令员,我能多活20年。因为他在成都,病特别多,肺气肿、高血压,他喘不上气,成都气压比较低。 记者:那为什么还要老待在成都呢,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高的位置,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外地疗养? 贺雷生:我父亲是有这个条件的,在北京可以找一套房子,因为我父亲常常到北京开会。
有时候开会到北京,一测量血压,还有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比较好,就劝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时间。
他说我是成都军区司令,怎么在北京老住着呀!但一回到成都,他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那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设备,他到临死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我记得他跟我母亲商量过,说我不能在北京,贺龙让我在四川坚守这个岗位,我必须死也死在成都。
记者:正如您父亲说的一样,1960年7月1日他在成都去世。当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贺雷生:当时他在床上吃饭,端了碗面条,一边吃饭一边跟后勤部长交代工作,房子的问题,战士疾苦的问题,部队建设的问题,他都很关注。
在布置工作当中,他就叫了一声:“啊――”手里那碗面就摔掉了,一下子就过去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7月1号。后来人家说,你看贺炳炎,真是为党奋斗了一生,死都要在7月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