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毛泽东 揭密:毛泽东手书唐诗赠傅斯年用意何在?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在傅斯年的提名中自己大名赫然在列,胡适则大公无私地不提自己,两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性格磊落,不怕蜚短流长;胡适则秉性柔韧温和,广结善缘而少有敌人,包括与他笔战的私下也成为了朋友。胡适不提自己,符合他的为人;而傅斯年不提自己名,就显得有点矫情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次院士评选中,傅斯年麾下的史语所独占鳌头。史语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等8人悉数名列人文组院士中。傅斯年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之势!这么多年管理史语所,傅斯年真是功莫大焉!

“抢救大陆学人”

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的来临,傅斯年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此时此刻所考虑的是学术机构的去留和学术研究的前景。他一向认为共产党是“土匪流寇”,他们也许会毁灭了文化研究,断送了学术前途。在这个成见的左右下,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

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

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

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而且在最后政治抉择上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1948年1月14日,傅斯年派飞机去北平接取大学教授,当时的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让离开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与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等一起到机场迎候,并把学人们安顿在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

当晚傅斯年劝说情绪低沉的胡适,并与胡适、朱家骅等一起商量再次“抢救”空运北平同仁的名单。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飞机接回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英千里等人。

当此大军压城城欲摧之时,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他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下了飞机。

原来“抢救”名单上有的人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有些讲师助教们却因有家属在南方要南行,抢得这次难得的机会。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北平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了下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