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生举报北航教师引发的思考：为何国内高校已成性骚扰重灾区
2018年才刚刚开始，就传出了一则令人感到愤怒的消息，说的是一个叫罗茜茜的女博士，在12年之后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当天，陈小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其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过去几年间，公众视野里的高校性骚扰风波不断，高校性骚扰也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高校性骚扰远比你想象中的多
根据举报人罗茜茜称，在她读博期间的2004年底到2005年初，副导师陈小武对她进行过性骚扰。陈小武将罗茜茜带回家，说其与妻子关系不好，随后企图对罗茜茜进行性骚扰。其间，罗茜茜一直哭求陈小武，最后陈小武将罗茜茜送回了家。
罗茜茜还称，自己已经收集到其他曾被陈小武骚扰过的女生的证据，受害人至少有5名，其中有人程度还很严重。
1月1日下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回应称，学校已成立了工作组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并暂停了陈小武的工作。而陈小武对媒体说，自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具体以学校调查结果为准。
此事真相到底如何，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是高校性骚扰事件频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了解，从2014年至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就有13起，其中不乏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事件等公众热议的话题。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12月，还有南昌大学毕业生称自己曾被该校国学院副院长周斌性侵，并曾向院长程水金举报。12月20日，南昌大学回应称，免去周、程两人职务，暂停周斌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南昌公安回应称，已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那么到底什么算“性骚扰”？参照美国加州大学发布的《关于性暴力和性骚扰的规定》，性骚扰是指“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
在很多人惯常的认知里，作为象牙塔的高校应该是神圣而纯洁的。事实上，发生在高校里的性骚扰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早在2014年，“高校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研讨会”上，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 的女性比例达到57%。会上，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其中有44.3%的人表示遭遇过性骚扰，23%的人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人认为“情况严重”。
是谁让高校性骚扰受害者保持了沉默？
之所以很多人对性骚扰缺乏认知，一是自己的确没有经历过，二是因为很多受害者都保持了沉默。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的“年度人物”就是揭露了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
“打破沉默者”代指广泛的人群，从2017年首批指控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的女性们，到在社交网络上使用“我也是”（#MeToo）标签分享类似经历的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高校的性骚扰受害者很多都保持了沉默？或者时隔多年才站出来指控性骚扰者？
其实这跟学生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有很大关系。中国教授谈不上多么有权势，但是在学生面前，他们仍然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
高校教师对于本科生的权力是局部的，如单门课程成绩、实习机会等；而导师对于研究生的权力是全面性的，导师的意见往往决定学生学业进程的速度和成败。而且，学生被视为导师学术路线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需要从导师那里继承学术资源，并仰赖导师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希望获得导师认同、与导师建立亲密关系的意愿就会很强烈，也难以抗拒导师的要求——不管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中国社会弥漫的性耻感文化和谴责受害者文化，也使得很多女性在遭到骚扰后不愿意说出口。
不得不提的还有2017年的4月27日，年仅26岁的台湾作家林奕含，因少年时遭老师性侵，长期被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折磨，而上吊自杀。在她所著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老师李国文屡屡在学生身上得手后，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到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
小说并没有夸张，每当有性骚扰事件在网络上爆出，依然有网民表示“没有造成实质伤害就没有必要大题小做”，也有人质疑“你怎么知道女生是不是当时愿意，事后又反咬一口”，甚至还有的说“长成这样还要炒作别人性骚扰，真是够了。”
面对性骚扰问题，中国高校的制度和心态都有问题
从2014年至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就有13起，其中有部分案件学校给出了处理结果，但还有1/3查无后续。
在高校性骚扰的各种案件中，由于学生地位相对于教师弱势，所以理应由学校承担起防范性骚扰的任务。但是在实践中，很多学校对于站出来的性骚扰受害者更多采取的是忽视的态度，甚至还会对性骚扰者姑息。
出现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内高校缺乏有关性骚扰的规范。《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反性骚扰条款没有给出明确的性骚扰定义，也没有明确责任主体，发生在教育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很难被惩处；而教育部2014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提到了高校教师不得有“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这些规定的问题是太笼统，缺乏具体可操作性。也造成学生举报性骚扰，学校不予处理，于是后来也就鲜有学生投诉了。
第二个原因是，相比于毕业就走人的学生，骚扰者在学校往往拥有更重要的地位，在维护学校利益的大局下，学校领导也更倾向于保护骚扰者。
最典型的是前几年沸沸扬扬的厦大吴春明事件。2014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教授吴春明用学术权力诱奸女生的事情被学生公开，有媒体报道吴春明开房的费用都是用学术经费报销的。在被曝光之前，吴春明遭到了不止一次的投诉，却始终没有被处理，原因是他是该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和唯一专职导师，如果对其严肃处理会对教学和科研产生影响。
事件曝光后，厦门大学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的处分。但是2015年12月，吴春明又当选了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三个原因是，高校有一种特殊的氛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强调集体利益以及骚扰者对于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个人受点“损失”没什么。
还是吴春明这个案例，当时有厦门大学数十名考古学专业的毕业生和在校生组织起来，向媒体和校方提交了支持吴春明的联名信，其目的是：一是为了拯救老师的名誉；二是为了拯救集体的荣誉。他们对媒体表示，“吴老师倒了，厦大考古学专业就完了”。
面对高校性骚扰，保持沉默就是共谋
知名学者徐贲在谈及美国为何打破性骚扰沉默时说：“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权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于是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控告的勇气。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只靠性骚扰受害者站出来是不够的，一些基础的制度性建设还需要完善。
前文说到中国高校关于性骚扰的规范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国外，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防范性骚扰的规范，而且规定的十分细致。
比如说，有的高校规定教师不得进入学生厕所，以避免发生性骚扰纠纷，并且细化到哪些语言、动作属于性骚扰。而一旦确认存在性骚扰，处理也非常严重，教师不仅可能被开除、列入黑名单，学校还可能面临重罚。而在美国高校，还明确规定禁止发生师生恋，老师和学生的地位天然不平等，师生恋这样的关系常常隐含着利益寻租和强迫。
除了强制性的规范，教师自律也非常重要。《凤凰周刊》报道，在德国，只要进入非工作时间，老师根本不会跟学生联系，更不要提“晚上单独约谈”“酒桌调戏”这样的事情。这并非强制规定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
根据一位在日本筑波大学任教的教师说，如果食堂只剩下一个空位，而它正好在自己女学生的对面，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将饭菜打包带走，尽量避免和异性学生单独相处。同样，这也是自律。
另外在香港的一些大学，新生入学时会被要求观看预防性骚扰的视频短片，学生内部还设有学生、教师、校董和校外人士共同组成的防性骚扰委员会，专门负责接受性骚扰投诉和调查。
或许，这些举措在有些人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了，但是校园甚至社会本应该就有防范性骚扰的意识和系统。
引用一句话：性骚扰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有着肆无忌惮的施暴者，和如羔羊般沉默的受害者，还有冷嘲热讽的旁观者，最可怕的是社会对性骚扰的习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