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宽接收日军投降 荣光之证 中国海军战后接收的日本投降和赔偿舰
荣光之证 中国海军战后接收的日本投降和赔偿舰(1)
荣光之证 中国海军战后接收的日本投降和赔偿舰(1)
兵器知识
8月15日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都铭记于心的日子。68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经过了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后,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军及其帮凶走狗。1945年9月9日,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正式投降后,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
海军总司令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代表中国海军接受日军投降,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在仪式上代表侵华日军海军部队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向中国海军投降。
次日,根据投降书规定,日军中国方面舰队(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将中国战区(包含台湾、澎湖、北纬160以北之越南)内所有日本海军管辖之舰艇、兵器装备和港口设施等移交给中国海军总司令部,由海军参谋长曾以鼎中将负责接收。
同时,受日本海军指挥和控制的汪伪海军的舰艇、装备、港口设施等一并移交。战后在中国投降的日军舰船
抗战结束后,中国海军各部分别赴山东、上海、江苏、湖北、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台湾等地,接受日本海军及受其指挥、控制的汪伪海军舰艇、装备,处理战俘。惟有东北伪满洲国“江上军”与海上警察部队所装备的一批浅水炮舰、内河炮艇和军用飞机,在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多由自行破坏或是被苏军俘获;而中国海军由于力量贫弱加之战后远东国际格局的影响,一时竟无力也无从收回这本应属于中国的权益。
1945年9月13日,日军在上海地区的海军指挥官登上停泊在江面的中国军舰,听取中国海军陈绍宽总司令的指示,并于17日在上海举行移交典礼,将这.地区内所有日本海军与汪伪政权的大小舰艇及辅助船只移交给中国海军接收。这也揭开了中国海军接收日本投降舰艇的序幕。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作战行动都是以陆军为主体的陆上作战,海军作战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规模也小,但也绝不是一切都交给陆军。其参战的范围很广,包括空战、封锁战、巷战和协助陆上作战等。其中,尤以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活动最为活跃。
日本海军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驻有舰队。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0月20日,日本海军抽调在上海的第三舰队、在青岛新编的第四舰队及其他舰只,组成中国方面舰队,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任司令长官。1938年2月1日,又将新编的第五舰队编入。
日军中国方面舰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其陆军登陆作战和运输物资。海军航空兵部队曾多次参与轰炸中国各大城市,并在上海、青岛、厦门、香港建立据点,对中国沿海实施封锁。后因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方面舰队兵力有所调动。
1941年9月1日,由古贺峰一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遣华舰队和海南警备府,根据地队5个。中国方面舰队曾参加入侵武汉(1938年8-11月)、广东(1938年10月)、海南岛(1939年2-4月)、南昌(1939年2-4月)、南宁及其周围地区(1939年11-12月)、浙赣(1942年4-9月)以及打通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南端的作战(1944年5月-1945年1月)。
1945年9月,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共3.9万余名官兵在司令长官为福田良三率领下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
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至1943年,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海军力量主要是第三舰队,旗舰是老式装甲巡洋舰“出云”号,下辖轻巡洋舰“天龙”号、“龙田”号。第十一战队下辖水雷敷设舰“八重山”号及以下“宇治”、“嵯峨”、“安宅”、“鸟羽”、“保津”、“势多”、“比良”、“坚田”、“热海”、“二见”、“隅田”、“小鹰”、“多多良”、“须磨”、“与津”、“鸣海”、“舞子”号等炮舰,以及“粟”、“莲”号两艘二等驱逐舰。
第五水雷战队旗舰轻巡洋舰“夕张”号,下辖第十三驱逐队二等驱逐舰“吴竹”、“若竹”、“早苗”号,第十六驱逐队二等驱逐舰“芙蓉”、“刈萱”、“朝颜”号,第五驱逐队二等驱逐舰“春风”、“松风”、“朝风”、“旗风”号。
另外还有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给粮舰“间宫”号以及工作舰“朝日”号等辅助舰船。此外,第三舰队还管辖上海方面根据地队、上海特别陆战队、舟山列岛警备队、南京警备队、上海港务部、汉口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特设九江警备队、广东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特设第四扫海队、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和海南警备府部队等地方水上警备部队。
从装备的舰艇和管辖的辽阔地域可以看出,这是一支颇具实力的近海力量,即使与当时的中国海军整体相比都毫不逊色。不过,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与南洋战事吃紧,日本在华舰队的主力舰艇陆续被调往南洋并损失殆尽,仅留下一些吨位较小的内河舰艇担负反水雷与巡逻作战及对陆火力支援的任务。
到抗战胜利时,日军在华的最大主力舰仅为满载排水量1350吨的“宇治”号河川炮舰。不过因为多是小型船艇,投降的日军船艇在数量上倒是蔚为可观。
根据日方提供的资料,抗战胜利时残留在中国大陆的日军舰艇船舶共计2169艘(另有资料说2162艘),总吨位82839吨(另有资料说79426吨)。但这2000多艘舰艇中真正堪用的却只有192艘,计19134吨。
其中,大小军舰19艘(堪用者3艘)、驱潜艇7艘(堪用者6艘)、小型潜艇3艘(堪用者2艘)、鱼雷艇6艘(堪用者3艘)、小炮艇200艘(多数不堪使用)及大批“震洋”自杀艇、各式小艇、帆船等。其种类、数量极为庞杂,真正使用价值则不高。
时值中国海军历经抗战之重大牺牲,有经验的人手严重不足,加之接收中各部门职能与归属混乱、争端频发,以至于舰艇移交工作进行极为缓慢。前后历时一年多,方在南京、上海、九江、武汉、青岛、舟山、厦门、台澎、广州、海南等十个区域基本完成了对日伪舰船的接收工作。详情如下:
南京区接收60艘,其中留存50艘,发还6艘,沉没4艘;上海区接收454艘,其中留存106艘,发还141艘,移交203艘,拨借2艘,沉没2艘;九江区接收54艘,其中留存39艘,发还3艘,拨借5艘,沉没2艘,售卖5艘;武汉区接收65艘,其中留存35艘,发还5艘,移交17艘,拨8艘;青岛区接收169艘,其中留存88艘,发还26艘,移交46艘,出租9艘;舟山区接收40艘,其中留存34艘,发还1艘,移交5艘;厦门区接收80艘,其中留存61艘,发还8艘,移交10艘,沉没1艘;台澎区接收296艘,其中留存249艘,拨借40艘,沉没7艘;广州区接收56艘,其中留存23艘,发还14艘,移交19艘;海南区接收76艘,其中留存63艘,移交8艘,拨借3艘,沉没2艘。
留存部分是指交国民党海军各单位使用,总计748艘;发还部分是指该船原为日军劫收的各中外民营商号机关或公营事业及民间业主的船只,现发还原主,共计204艘;移交是指发给非海军的国民政府机关单位,如招商局、海关、国民政府行政院物资供应局、联运指挥部、经济部、中华水产公司、战时运输管理局、青岛港务局等机关使用,计308艘;拨借是指被诸如水运指挥部、汉口海关、海事职业学校、台湾高雄运输司令部、高雄港务局、基隆警察局、高雄县政府等机关借用的船只,共计58艘。
另有“震洋”自杀艇812艘(计971吨),因不堪使用而全部报废,部分零件转做他用。
根据当时中国海军总司令部的纪录,总计接收了内河炮舰8艘(1350吨的“宇治”号、725吨的内河炮舰“安宅”号、250吨的“鸟羽”号、338吨的“势多”号、205吨的“二见”和“热海”号、305吨的“伏见”和“隅田”号),各型内河炮艇132艘、巡逻艇84艘、驱潜艇2艘、小型潜艇3艘、鱼雷艇9艘、登陆舰艇159艘以及大量运输、测量、工程、布雷、扫雷、交通船艇等辅助船艇和部分被日伪海军征用的民船等。
另有战时日本捕获的美国和意大利(1943年退出战争后)在华的浅水炮舰3艘(即“多多良”号、“兴津”号和“鸣海”号)以及从澳门购买的“舞子”号炮舰(原葡萄牙炮舰“澳门”号),此时也一并移交给中国海军。
日军驻华舰艇中还包括俘获或从长江中打捞的一批抗战时沉没的中国海军舰艇,这些军舰多在整修后改名加入日军或是汪伪海军服役。
这些舰艇在战后幸存的,此时也一并物归原主并恢复原舰名继续服役,计有:“逸仙”号巡洋舰(日舰名“阿多田”号)、“永绩”号炮舰(汪伪舰名“海兴”号)、“永翔”号炮舰(汪伪舰名“海祥”号)、“建康”号驱逐舰(汪伪舰名“海绥”号)和“湖鹗”号鱼雷艇(汪伪舰名“海靖”号)等。
除了上述几艘排水量较大的炮舰,抗战结束后中国海军所接收的排水量在100吨以上的日军投降炮艇,大小等级差异很大。各艇排水量如下:
“江泰”号(原日军“二吴”号)292吨、“海宁”号(原日军“若丸”)370吨、“海康”号(原日军“海鸥”号)240吨、“公利”号(原日军“日香丸”)550吨、“成功”号(原日军1089号)200吨、“定海”号(原日军“海青”号)489吨、“防城”号(原日军“梅丸”)290吨、“清远”号(原日军“香昭丸”)220吨、“海筹”号(原日军“布引丸”)220吨、“海硕”号(原日军“芙蓉丸”)220吨、“海雄”号(原日军“枫丸”)197吨、“海奇”号(原日军“竹丸”)255吨、“海靖”号(原日军“海平”号)450吨、“南靖”号450吨、“海鹰”号(原日军220号)120吨、“淮安”号(原日军“宏生丸”)117吨、“江凤”号(原日军一号差船)220吨、“海丰”号(原日军100号)220吨、“海伦”号(原日军“第二大洋丸”)200吨、“海澄”号(原日军“姬神丸”)170吨、“海城”号(原日军“青平”号)150吨、“象山”号(原日军测一号)171吨、“南安”号(原日军204驱潜)138吨和“南平”号(原日军“顺和”号)250吨。
因“南靖”号为日军在华征用之民船,故于1946年与另一艘“千代田”号归还原主,“海筹”号于1950年1月27日国民党溃退台湾时在海南岛榆林自沉港中。隶属于第三巡防艇队的“海硕”号炮艇于1950年7月16日因损坏严重没有修理价值而废弃。
“海澄”号炮艇满载排水量199吨,柴油主机,航速约10节,武器装备与性能最佳。该艇于1949年间曾参加登步战役,但于1950年5月从舟山溃逃至大陈岛,护航其他舰艇回基隆时遇风暴而损失。
“南安”号与“淮安”号曾参加古宁头之役,皆为阻绝登陆解放军之海上船运与支援近岸之任务。至于“海宁”号在1956年改为测量舰,编号AGSC-862,于1958年退役。 t此外,日本在华所使用的大批25吨级炮艇,战后也都被中国海军悉数接收。
这些炮艇包括(括号内为接收时原日军编号):炮2、炮3、炮4、炮15(原1号)、炮16(原2号)、炮17(原3号)、炮18(原4号)、炮20(原1321号)、炮21(原1362号)、炮22(原1363号)、炮23(原1284号)、炮24(原1285号)、炮35、炮36、炮37、炮38、炮48、炮49、炮50、炮51、炮52、炮53、炮54、炮55、炮56、炮64、炮65、炮66、炮67、炮68、炮103、炮104、炮105、炮´106、炮107和炮108等。
本级炮艇在1949年起义的有:第一机动巡防艇队的炮2、炮3、炮4、炮54和炮56;第三机动巡防艇队的炮104;第五机动巡防艇队的炮103、炮105;汉口巡防处的炮64、炮65、炮68以及炮50、52、53、106和107等。
此外炮38艇与“舞凤”舰一起在广东起义,但是后来居然又经万山群岛叛逃返回台湾。
本级炮艇武器装备为日制九六式25毫米机炮1门及12.7毫米机枪一挺。其中,一艘此型艇由我人民海军在营口接收后命名为414号,曾于1951年6月24日在浙江头门山海战立功,成为“头门山海战英雄艇”,现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中。另一艘107号艇曾在1950年7月10日在浙江披山海面击沉国民党浙海游击队大型木质炮艇“新宝顺”号(原浙江海警局警艇)。
中国海军战后还接收了大批日本在华的各种型式吨位庞杂的炮艇(括号内为接收时原日军编号及排水量):
炮1(原“江和”号,80吨)、炮5(原“天生丸”,90吨)、炮6(原“森山丸”,74吨)、炮7(原“山樱丸”,60吨)、炮8(原“广鸠丸”,50吨)、炮9(原“木星”号,46吨)、炮10(原“青根”号,45吨)、炮11(原“白鹭丸”,45吨)、炮12(原“岛丸”,33吨)、炮13(原“宇治丸”,29吨)、炮14(原“飞龙丸”,29吨)、炮19、炮25(原警备艇,40吨)、炮26(原“铃谷丸”,86吨)、炮30(原“江亚”号,50吨)、炮31(原“江宣”号,50吨)、炮34(原“江威”号,35吨)、炮57(汽61号,50吨)、炮58(原汽47号,25吨)、炮61(原“江靖’号,30吨)、炮70(原“瑞阳丸”,91吨)、炮76(原“和光丸”,35吨)、炮77(原南海289号,83吨)、炮78(原公称1158号,60吨)、炮81(原“和丸”,40吨)、炮101、炮102和炮109(原环球7号,50吨)。
这些炮艇的来源错综复杂,型号、吨位、武器配备等均已无从查找。
战后国民党海军曾在台湾接收了6艘日本鱼雷艇,不过都是战争末期日军大量生产的25吨级及15吨级两种型号鱼雷艇。这些鱼雷艇战斗力不高,建造的质量也很差。其中,25吨的有3艘:“安平”号(原530号)、“安宁”号(原531号)和“安康”号(原532号);15吨级有3艘:“安庆”号(原538号)、“安仁”号(原539号)和“安泽”号(原540号)。
25吨鱼雷艇原是日军乙型鱼雷艇中的T-25型鱼雷艇,木质艇体,标准排水量为21吨,满载排水量24.
3吨,动力为2台舰本式71号6型汽油机,功率1840马力,航速38节,续航力290海里/33节。其武器装备为1门九六式25毫米机炮、1挺九三式13毫米机枪、2具450毫米鱼雷发射管及深弹2枚。
该型艇由日本三菱公司长崎与舞鹤工厂于1943年陆续建造。15吨级鱼雷艇也就是乙型鱼雷艇的T-14型鱼雷艇,亦为木质艇体,排水量为15吨,长15米,宽3.7米,吃水0.6米;动力也是2台舰本式71号6型汽油机,单轴920匹马力,由于艇体较25吨级鱼雷艇小很多,所以航速更高,武装仅为1挺九三式13毫米机枪及2枚鱼雷。
在大量日军投降舰艇之外,当时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也建造、使用了大批各式船艇。抗战胜利后,这些船艇也一并被国民党海军接收。汪伪“江”字号巡逻艇是汪精卫南京政府海军曾经在日本人协助下,由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大批巡逻艇,战后全部由国民党海军接收,并改称“巡XX”巡逻艇。接收后的艇名与原艇名如下:
巡1(原“江宁”)、巡2(原“江裕”)、巡3(原“江”2)、巡4(原“江”4)、巡5(原“江”25)、巡6(原“江”27)、巡11(原“江清”)、巡12(原“江平”)、巡14(原“江”24)、巡16(原“江丰”)、巡17(原“江华”)、巡18(原“江荣”)、巡19(原“江”3)、巡20、巡21(原“江6”)、巡22(原“江”7)、巡23(原“江”12)、巡24(原“江”24)、巡25(原“江”8)、巡69(原“江达”)、巡70(原“江澄”)、巡71(原“江”14)、巡72(原“江”15)、巡73(原“江”21)、巡74(原“江”22)、巡83(原“江通”)、巡101(原“江”13)、巡102(原“江”28)、巡103(原“江康”)、巡105(原“江”9)、巡106(原“江”10)、巡107(原“江”18)、巡108(原“江”17)。
“江”字号巡逻艇的排水量吨位主要有两种,凡是有艇名的如“江宁”号皆为排水量17吨的巡逻艇,无艇名仅有编号的如“江2”号则为排水量只有10吨的巡逻艇。另有数艘吨位较大的“江”字号巡逻艇于国民党接收后改列“炮”字号艇,不在此列。本级巡逻艇在1949年起义的有:第一机动巡防艇队的巡20、第二机动巡防艇队的巡69、第五机动巡防艇队的巡22和巡23、第三机动巡防艇队巡21、汉口巡防处炮艇队的巡70等。
除了批量建造的“江”字号巡逻艇外,汪伪政权海军的各种杂牌巡逻艇在抗战胜利后也都由中国海军接收,并改称“巡XX”巡逻艇;其余如下(括号内为接收当时原艇名编号及排水量吨位):
巡7(原13号,10吨)、巡8(原8号,10吨)、巡9(原9号,10吨)、巡10(原14号,10吨)、巡15(原5号炮艇,10吨)、巡28(原金城电船,5吨)、巡29(原普字11号,10吨)、巡30(原普字12号,10吨)、巡31(原普字14号,8吨)、巡32(原普字13号,10吨)、巡33(原普字15号,10吨)、巡34(原普字16号,10吨)、巡35(原普字17号,8吨)、巡36(原大发10号,10吨)、巡37(原秀英1号,7吨)、巡38(原秀英2号,7吨)、巡39(原秀英3号,7吨)、巡40、巡43(原舰水5号,20吨)、巡44(原舰水6号,20吨)、巡45(原舰水8号,20吨)、巡46(原舰水9号,20吨)、巡47(原舰水12号,20吨)、巡48(原舰水7号,20吨)、巡49(原舰水21号,20吨)、巡50(原舰水22号,20吨)、巡51(原汽43号,20吨)、巡52(原汽41号,20吨)、巡53(原汽44号,20吨)、巡54(原汽46号,20吨)、巡55(原大发14号,18吨)、巡56(原大发12号,18吨)、巡57(原大发13号,18吨)、巡58(原小发18号,4.
5吨)、巡59(原小发19号,4.
5吨),巡60(原内火31号,20吨)、巡61(原内火32号,15吨)、巡62(原内火33号,21吨)、巡64(原舰水1号,18吨)、巡65(原舰水4号,18吨)、巡66(原舰水8号,18吨)、巡67(原舰水10号,18吨)、巡68(原舰水11号,18吨)、巡76(原小发4号,3.
5吨)、巡77(原小发6号,35吨、巡78(原内火l号,2吨)、巡79(原内火2号,2吨)、巡80(原内火6号,2吨)、巡81(原内火长官艇,2吨)、巡82(原内火交通船3号,4吨)、巡84(原普字5号,10吨)、巡85(原永福电船,6吨)、巡86(原安艺电船,6吨)、巡90(原“中山”号汽艇,5吨)、巡104、巡119(原“巡甲”号,12吨)、巡120(原11号,15吨)、巡121(原2号,8吨)、巡122(原10号,15吨)。
这些巡逻艇来源复杂,大部分原来不是作战用舰艇而是改装自勤务舰艇、大/小发登陆艇甚至民用船只。在1949年起义的有:第二机动巡防艇队巡59和巡79、第三机动巡防艇队巡10和巡121、汉口巡防处炮艇队巡50和巡66。
国民党海军接收了战后日军与汪伪军所留置在华的236艘大小各式炮艇、巡逻艇。接收完成后,这些舰艇大部分仍就近留在长江中使用。这些炮艇、巡逻艇与其他美制、英制和战前国军已有的炮艇,巡逻艇加在一起共编成了9个炮艇队和1个海岸巡防队。
这些种类庞杂的炮艇因续航力等问题,1949年后多半留置大陆或起义,番号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与第五机动巡防艇队。第三机动巡防艇队的炮1、炮5和炮102以及汉口巡防处的炮70等起义。
炮25与炮26两艇于1950年5月25日凌晨在海南万山海战时被我人民海军“先锋”号炮艇突击。炮26被击沉,艇长王复海以下官兵10人被击毙;炮25被击伤并被俘后又抢回,艇长吴桂容被击毙。炮70于1950年4月22日从海南岛溃逃台湾时,因机件故障无法修复而自沉于海口港内。
抗战胜利后,和这些炮舰/艇、巡逻艇一起被国民党海军接受的还有很多在日伪军中服役的勤务艇,包括登陆艇、差艇、测量艇、拖船等。其中,数量较大的就是日军的大/小发登陆艇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差艇。
日本陆军在战时开发了两种登陆艇用来运送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登陆作战,较大型的类似美军LCM,称作大发动艇,简称大发;较小型类似美军LCVP,称作小发动艇,简称小发。其规格分别为(大和小发不同时间建造的有不同的规格,以下为建造数量较多的代表):大发主要用来运载战车及重武器登陆,艇长14.
88米,所以又称作14米特型运货船,排水量9.5吨,可搭载60人,60匹马力,航速约8.8节;小发主要为运载人员登陆之用,可搭载35人,钢制艇体,艇长10米,本身重2.
73吨,30~40匹马力,航速约4.5节,操艇士兵6人。国民党自投降日伪军接收的大/小发登陆艇如下(括号内为接收当时原艇名编号及排水量吨位),所有接收的日制登陆艇编号都是“4”字头,以与美援登陆艇区分。
登401(原1号运货船,20吨)、登402(原3号运货船,20吨)、登403(原4号运货船,20吨)、登404(原5号运货船,20吨)、登405(原6号运货船,20吨)、登406(原7号运货船,16吨)、登407(原8号运货船,16吨)、登408(原9号运货船,16吨)、登409(原10号运货船,16吨)、登410(原II号运货船,16吨)、登411(原12号运货船,16吨)、登412(原登628号,17吨)、登413(原登1380号,17吨)、登414(原登1389号,17吨)、登415(原登3898号,17吨)、登416(原登3899号16吨)、登417(原登3715号,16吨)、登418(原登1392号,12吨)、登419(18吨)、登420(18吨)、登421(18吨)、登422(18吨)、登423(18吨)、登424(原l号登陆艇,15吨)、登425(原2号登陆艇,15吨)、登426(原3号登陆艇,15吨)、登427(原5号登陆艇,10吨)、登428(原6号登陆艇,10吨)、登429(原7号登陆艇,10吨)、登430(原8号登陆艇,10吨)、登431(原9号登陆艇,10吨)、登432(原10号登陆艇,15吨)、登433(原11号登陆艇,15吨)、登434(原12号登陆艇,15吨)、登435(原13号登陆艇,15吨)、登436(原14号登陆艇,15吨)、登437(原15号登陆艇,15吨)、登438(原16号登陆艇,5吨)、登439(原17号登陆艇,15吨)、登440(原18号登陆艇,15吨)、登441(原19号登陆艇,15吨)、登442(原20号登陆艇,15吨)、登443(原21号登陆艇,15吨)、登444(原22号登陆艇,10吨)、登450(原1号,9吨)、登460(原6号,19吨)、登461(原7号,18吨)。
部份登陆艇上装备火炮作为炮艇或巡逻艇使用,不在此列。这批日制的登陆艇中的一部分在1949年几次炮艇队起义事件中加入人民海军,其中登463于1950年4月23日于海南岛海口港撤退时自沉。
战后接收自日伪军之差艇(差艇包含各种交通勤务杂役艇)重新命名后,在国民党海军继续服役(括号内为原日伪艇名),这些艇包括:1号联络艇(原15米内火艇,12吨)、2号联络艇(原12米内火艇,7吨)、座艇3号、座艇4号、差5、差6(原南海518号,83吨)、差7(原南海297号,80吨)、差8(原南海515号,63吨)、差9(原南海258号,60吨)、差10(原南海1348号,36吨)、差11(原“竹丸”,90吨)、差12(原“四曳”号,75吨)、差13(原“莒蒲丸”,63吨)、差17(原“平安”号)、差19(原1254号内火艇,7.
3吨)、差20、差21、差22、差23、差24、差26、差27(原“新元”)、差28(原“新巡”号)、差32(原“新利”)、差45、差46、差51(原1505号,60吨)、差53(原765号,60吨)、差54(原10号,70吨)、差55(原7号,60吨)、差56(原8号,60吨)、差57(原9号,60吨)、差58(20吨)、差59(15吨)、差60(9吨)、差61(8吨)、差65 (20吨)、差66(20吨)、差67 (20吨)、差68(5吨)等。
上述不包括被改造当作炮舰或炮艇使用的差艇,如差112改为“江秀”号炮艇,差113改为“吉利”号炮艇。此外,还有1艘排水量150吨的差艇被国民党海军命名为“庐山”号改作他用。由以上可见,差艇的来源十分庞杂。其中,差75、差8、差9与差318等艇于1950年1月27日在海南岛榆林港撤退时自沉,差317于1950年4月23日在海南岛海口港撤退时自沉。
测量艇中有3艘接收自汪伪政权海军:测14(原名量5)、测15(原名量7)、测16(原名量9)。接收自日军的测量舰艇有9艘,其中4艘留下使用,分别是测8、“长久”号、“竹生丸”、“鄱阳”号,另外5艘归还原单位。
测8改名为“焦山”号后于1946年底和接收自日军的“淮阴”号(原“长久”号)一起拨给海道测量局作为测量艇。“崇宁”号测量艇原为1937年抗战爆发时,上海江南造船厂里1艘未完工的250吨警备艇“都宁”号,其排水量200吨,最高航速约10节。
日军占领江南造船厂后交由三菱公司经营,三菱将这艘船继续完工并改为厂里用的杂役船“竹生丸”,战后归还中国海军变成测量艇“崇宁”。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时,该艇正在铜陵南水道执行测量工作,在不能随其他舰艇一起溃逃的情况下自沉,但后来又被解放军打捞修复一直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
“祁连”号是战后接收自日军的海岸测量舰,原名“鄱阳”号,接收后先是更名为“青天”号,后因勤务舰艇统一以山脉命名故再改为“云台”号。
然而,当时有一艘拖船也叫“云台”号,为免混淆该舰再次更名“祁连”号。该舰于1939年建造,标准排水量535吨,装备燃煤膨胀往复式蒸汽机,最高航速10节,舰员90人,装备2门九六式25毫米机炮和7挺机枪。
该舰自1941年开始在国民党海军服役,隶属于海道测量局,溃逃到台湾后在1961年退役。而同时接收自日军的“溧河”号、“灌河”号、“淮河”号、“汶河”号和“泾河”号等5艘测量艇因原为战时日军劫掳自其他单位,故战后即归还原所有者。
接收自日军的拖船共有lI艘,各舰来源及排水吨位如下:“福鼎”号(原2号差船)153吨、“恒春”号(原“旗浚丸”)225吨、“台南”号(原1349号)150吨、“冈山”号、“新竹”号、“彰化”号(原1469号)150吨、“寿山”号100吨、“旗山”号100吨、“澎湖”号(原工6号)150吨、“汉川”(原“八曳”号)157吨、“文昌”号(原海南510号)100吨。
其中,“福鼎”号有可能是原国民党海军一艘同名的老拖船。
这批拖船接收后不久都移交给港务单位使用。同时接收的还有几艘起重船以及50~600吨大中小各型驳船,如升3(原3939号,50吨)、升4(20吨)、驳58、驳59(320吨)和驳101等。其中,5号起重船、14号驳船、2号油驳与2号水船损失于海南岛榆林港撤退时。
在战后接收的日军船艇中,还有一大批在战争末期匆忙建造的“震洋”自杀艇,共有812艘,计971吨。它是一种在汽艇前部装上炸药,由人操纵着去碰撞敌舰的自杀武器。该艇虽然攻击力弱,但便于大量生产,所以日本制造了相当多的“震洋”艇,将它们保存在山洞里。
尽管“震洋”弱小,但总比“伏龙’要好得多。所谓“伏龙”,是蛙人携带水雷在水中潜行,游至敌舰底部时实行爆破的一种攻击方式。当日军组织起“伏龙”攻击队并正在加紧训练时,战争便结束了。
在战争濒临尾声时,日本海军绞尽脑汁想出了这种种不顾及人员生命的攻击方法。由于是一次性“消耗品”,加之建造匆忙,这些小艇基本都已不堪使用而全部报废,艇上拆卸的零件转做他用。此外,英军在香港区还接收了日本舰艇船舶计64艘,包括海防舰、坦克输送舰、内河炮舰和驱潜艇各1艘,货船5艘、给油船6艘、鱼雷艇8艘、小型登陆艇19艘,“震洋”自杀艇16艘及大量快艇、机动帆船、拖船等。
日本在侵华期间俘获和强行征用的中国商船“建设”号、“新宁绍”号、“隆顺”号等,此时也自日方一并归还中国。
抗战结束之时,中国海军大部分海军力量已经损失殆尽,有经验的技术和指挥人员严重不足,大大减缓了降舰移交的速度。蒋介石为彻底清洗海军中的旧闽系力量、建设“新海军”而引起的派系斗争也严重影响了接收的速度。不仅如此,技术人才的不足还影响了军舰接收后的保养和维修,所以降舰中最后能继续服役的不多。
在大量的投降舰艇中,国民党海军仅留用了277艘,其中编队192艘,报废的竟有1100多艘。而在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些舰艇中很多因舰况、续航力等问题留置中国大陆,其中一大部分选择起义,成为人民海军建立初期的重要力量,如长寿的“南昌”舰(原“长治”号,日本时期名“宇治”号)甚至一直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才退役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