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协力就是家庭的最高指示

邓子恢（1896~1972），又名绍箕，福建龙岩新罗区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的伟大领导者和缔造者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我的父亲邓子恢一生结过3次婚，有5男4女共9个子女。大姐还健在，虽然我们住在不同地方，但多年来一直相亲相爱很团结，一如父亲希望的那样。” 每当有人问起父亲和家族，邓淮生都会这样说。现年72岁的邓淮生，是邓子恢的第三个孩子，也是邓子恢和第三任妻子陈兰的第一个孩子。

“我的第一个妈妈”“我的第二个妈妈”，对于父亲的第一、二任妻子，邓淮生总是这样称呼。邓淮生的“第一个妈妈”和父亲是青梅竹马、自由恋爱后结婚，先后生下了邓淮生的大姐和大哥。1929年，邓子恢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通缉，为了保住妻子和一对儿女的命，才不得已结束了这段婚姻。

邓子恢的第二段婚姻，是他创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时期，辗转于红区、白区之间，党组织给安排的妻子。“父亲和我的第二个妈妈属于志同道合、在革命过程中日久生情，后来结为夫妻。”邓淮生说，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大转移，“第二个妈妈”在转移途中牺牲。刚出生10多天的邓淮生的二哥，连同林伯渠刚出生20多天的儿子，被林伯渠的夫人送到苏区的老乡家寄养。

因为大儿子、大女儿跟母亲在福建龙岩老家，二儿子多年没有音讯，1942年，邓子恢和第三任妻子陈兰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邓淮生的降生给了他莫大的慰藉。当时，邓子恢已经46岁，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对妻子说，再困难都要把儿子带在身边。与此同时，他还四处托人打听二儿子的消息。1949年，一直没放弃寻找的邓子恢，终于等到了归来的二儿子，与此同时，林伯渠的儿子也被找回来了。这两个15岁的男孩，一个叫赖亚平，一个叫范宜德。

“赖亚平是林伯渠的儿子，他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父亲觉得不应该把跛腿的孩子送还给林伯渠，于是便托人将我的哥哥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自己身边，给他更多的关爱，并给其改名为邓苏生，以纪念苏区人民的养育之恩。”邓淮生说，“二哥”回家后，父亲给予了特别多的关爱和照顾，还让弟弟妹妹多陪“二哥”，一家人要团结友爱，不能拿他的腿开玩笑。

1954年，邓子恢从武汉调到北京，他和林伯渠才当面向两个儿子说明“掉包”的事儿，早已成年的两个孩子才回到各自家中。而对于这个陌生的哥哥，邓淮生和弟弟妹妹们给予了最自然亲切又温暖的爱。因为父亲告诉他们：兄弟姐妹要团结、谦让和包容，“团结”是一个家庭兴旺美好的法宝。而一直以来，母亲陈兰也一直用实际行动告诉邓淮生：只要是邓家的孩子，她全都一视同仁，全都掏心掏肺地爱。

在很多人看来，邓子恢是威严、不苟言笑的。但邓淮生说，父亲其实很随和，无论是对长辈还是子女、无论是对亲人还是下级，他都很平和、亲切。邓淮生还记得，自己读高中的一天，父亲带他和哥哥、弟弟妹妹们去看一个展现“收租院”的泥塑展：一对农民带着一个头上插着稻穗的小女孩。小弟弟问父亲：“这个小姑娘头上为什么要插一根稻穗？”父亲还没开口，眼泪却先掉下来。因为多年致力于土地改革的邓子恢知道：这个女孩要被穷困潦倒的父母拿去抵租。

而父亲哭着说“中国农民多苦啊”的情景，邓淮生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我的父亲有着深厚的农民情怀，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中国农民朴实、勤劳，再苦再累都团结一心！”

1972年，因为“文革”中被迫害，常年郁郁寡欢的邓子恢病逝于北京。当时，邓淮生刚刚成家，他最小的弟弟刚满18岁。父亲的早逝让这个家庭陷入巨大的悲痛，但是悲痛之后，他们知道，一家人相亲相爱、团结互助才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父亲离世后的33年里，母亲一个人操持着一大家子，团结着邓子恢的9个儿女。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在子女们眼中不亚于功勋卓著、博学多才的父亲。“父亲对这个家最大的希望就是‘团结’，母亲爱他敬他，一生都在为这两个字努力！”

一生清贫的邓子恢，并未给子女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但他却给这个家族，留下了价值连城的“传家宝”：一定要有学问和文化，因为它们是唯一能正确指导生活的明灯；要自立，每个孩子成年的第一件事是学会生火做饭，唯有这样，才能过上不依赖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的独立生活；团结，团结兄弟姐妹、身边的同事朋友和每一个可以团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