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村号贩子 问刘玉村:提高诊疗费真能解决号贩子吗?
3月5日,“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代表针对前阵子发生的“白衣女孩怒斥票贩子”事件(整个事件为:由外地来京陪母亲看病的白衣女孩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挂号窗口排了一天队,被黄牛插队而未能挂上号,黄牛又转手将300元挂号单炒到4500元。
白衣女孩当即声泪俱下地怒斥票贩子猖獗,并痛骂保安失职与无能。
这视频一放上网,立马被大众热传,进而被媒体关注报道)。对于“号贩子”现象,刘玉村院长郑重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的供需失衡,只有提高挂号费、手术及诊疗费用,同时降低药费、检查费,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刘玉村院长为此举例说:“北京28块钱的床位费实在是太低,如果涨到三星级宾馆的价格水平,147块钱1天的话,这个病人就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滞留在医院了,提高了病房使用率。
”刘玉村院长又说:“现在一个胃癌手术1000多块,医生护士麻醉师6个人,就1000多块钱。合理吗?所以要提高手术费”。刘玉村院长同时强调说:“药费降下来、导管支架这些器材费用降下来、CT核磁检查费降下来,这样就平衡了。
……如果医院有了比较好的收入结构,政府又给了医院自主权,我们这些医院的管理者就有办法来调整我们内部的收入结构。
” 刘玉村代表铿锵发言包含三点:1、因为在医院挂号难,才滋生黄牛;如果大幅提高挂号费,当中没大的差价存在,黄牛就不会想到钻空子了;2、现在医院病房紧张,大幅提高住院费,床位紧张的状况就会改变;3、当挂号费、住院费、床位费、手术诊疗费等各项收费全面调升了,医院才会有比较好的收入,也只有当医院有了“比较好的收入”之保证,“号贩子”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
道理听起来似乎很足,但是,我要请问刘玉村代表:你作为一家医院院长,是否想过一个问题:当下医疗资源为何会出现供需失衡?你难道不觉得医院大幅提高各种诊疗收费就会使供需平衡,这理由是多么牵强附会和荒唐吗?诚如春节过后价格疯涨的一线城市楼市,如果谁赞同“疯涨是由于楼市供需失衡造成的,只有让房价再上一个台阶,就能起到供需平衡”的观点,谁就是睁眼瞎子,要不就是疯子!
我认为,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医疗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造成的,而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又是整个医疗事业体系走市场化之路所引发的。
那么,作为管理层能否站在国家层面上对全国医疗资源进行统筹兼顾、做到适中的平均分布呢?答案是:不能! 为何不能?这就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医疗事业市场化”?所谓“医疗市场化”,就是由地方政府出地块,医院独自或联合一些投资赞助单位,通过银行贷款,造医院大楼;或者是允许民营医院进入综合医疗市场,由政府建好大楼再移交给某个民营医疗集团来管理,这个医疗集团每年必须向地方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承包费用,余下的作自己留用分配。
既然是自负盈亏地承包,那么医院选址就显得相当重要。越是开在大城市,越是投资回报率来得快。(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几个国家会将医疗事业推向市场化。
) 当医疗市场化之风方兴未艾地轰轰烈烈展开,站在风口浪尖的医生们,不明白也得明白一条真理:没有利益最大化,口碑最好的医院也会输给竞争对手(特别是莆田系人全国范围出击,承包部队在地方开设的医院,配以“百度”排名,来势凶猛,谁人能阻挡?)。
如此,医院领导会淡然无视人们指责医院违背建院初衷了;更不考虑自己是否丢失之前树立的“人的健康度为第一关注度”的理念。
当医疗事业背离以维护全体国人健康为第一目的的轨道时,那么被抛弃的终将是整个医学行业的道德。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医生有无看病本事已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如何以各种理由巧妙地向病人开出大量名目繁多、但疗效作用相同的药。
恰如不会种田的农民不是一个好农民;不会拿枪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不会巧妙地大量开药给病人的医生在院长或科主任眼里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医生。
我想,只要医疗体系走市场化之路的性质一天不改,那么医疗资源在大城市过度集中的现象就始终无法改变,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的问题同样不会就此扭转。 刘玉村代表的观点让我想起社会上一些专家新发明的理论,说什么水费从3元一吨调整为6.
5元一吨,目的是为了督促居民更好地节约用水;国际油价大跌,国内油价不跌,主要是从环保角度考虑,少用汽油,空气污染就会减少;烟草涨价,是为了让烟民更好地戒烟;墓地涨价,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懂得珍惜美好生活;电价上涨,是为了号召大家节约用电;工资不涨,是为了提醒大家更好的努力工作;药费不降,是为了促使大家多锻炼身体;房价不降,是为了家人能团聚一室,老人们从此不再有孤单感;延长退休年限,是为了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充实晚年人生。
这样的推理与结论,请问刘玉村代表,你闻之愿意接受吗? 黑星人 于 2016/3/7 0:09: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欢迎阅读我与友人秦林山合著的《为癌症鸣冤》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