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穗芳母亲 【孙穗芳】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科女儿孙穗芳:祖母宋庆龄给我回信说:……

帅好:傅抱石、李可染、叶浅予、关山月、杨朔等画家、作家是怎样反映生活真实的

按:此文原载2012年7期《***》杂志,全文8500字。发表文字为原稿的四分之一。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

以“为祖国河山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

”(李可染《师牛堂艺语》P67-73,2009,江苏人民出版社)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

“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春天葛岭、苏州银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画屏中”,……画家笔下自有美妙绝伦的人间仙境。 画界桃源 上年大跃进后,农村全面饥馑,又雪上加霜,开展“反瞒产”运动。

农民进入漫长噩梦期。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参见杨继绳《墓碑》p105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3,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1959年,画展“江山如此多娇”的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括宾馆、博物馆、会堂等,成为《人民日报》盛赞的“大跃进的产儿”。

(人民网北京2011年3月4日电) 1959年,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在几位官员陪同下到韶山作画,湘潭地委书记赵萼前往探望,增派两名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

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写生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

(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p78,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个月去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展现“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011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展,展板《1959年拟进修计划》) 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李可染这一时期创作国画《六盘山》。

评论家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李可染红色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文学作品基础上,画家们配合宣传需要,伪造历史画卷。 傅抱石作画颂扬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9.

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李可染“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

1万人。(参见《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动屏蔽了饥饿景象,创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写生画,“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

”(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画家叶浅予,望着绝望天空下乞讨、逃亡的乡民,创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农民总期盼能在逃亡中寻找一点吃的,以免饿死。

王民三日记中多次记载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回;流入贵州的,一般为广西、湖南和四川。(参见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8,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

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

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参见王小豫、王小鲁《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载于2011年第7期《中国改革》)

美丽炫目的奖项,着意营造盛世图画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

(参见蔡显良《20世纪中国绘画赏析》p184、192,190,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作画,成为他“首次离开写生对象”虚构山水画的“交响史诗”。

(参见王鲁湘《一曲讴歌人类精神的交响史诗——读李可染山水画【长征】(1978年)》) 1959年黄胄创作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农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创作歌颂毛泽东的《转战陕北》及气势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诗意画《高山仰止》。

石鲁宣称找到了创作诀窍——“画有我之思想”。(参见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2003)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现状,石鲁画中表现的“思想”难道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23000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图画江山,争夸黄河清 1960年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为1.55万人、上海为1.44万人。 这年,北京诞生了李琦的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大救星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嵒、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000里红色之旅。

六省1960年饥荒程度如下: 川、豫、鄂、湘四省绝大多数县市死亡率超过20‰。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按官方人口册统计,当年豫、川、鄂、湘、粤、陕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

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参见《墓碑》p532-533、883-884) 傅抱石率团红色之旅,当然无法绝缘饥荒景象: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

谢瑞阶院长说是“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这时,旅行团成员“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四川,“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

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

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在桃源般的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关于绘画业务方面记录,例如在峨眉山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来自三门峡大坝,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 关于创作方向,石鲁说:“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以上参见《笔墨江山》93、106、117-119、137-146、157-158) 明明四处目睹饥荒,却在几十年后由画家黄名芊执笔,加上五位健在画家回忆材料充实修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游记《笔墨江山》,表述1960年跨省旅行、歌颂之功,仿佛此行不但“减轻大城市的负担”,还给人民带来了“黄河清”、“江山娇”。

李可染《春放图》取材何乡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在桂林市区,“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增设婴儿所,当年收养弃婴230人。

”(桂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P954)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中成批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也很难治疗,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参见《墓碑》p489) 上述档案多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饿死的孩子。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记载他所知该省人吃人乃至吃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其中,水城南开公社事件中,有5个小孩被活活打死吃掉。

(参见王日记P129、134、143)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万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48,江苏人民1996)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之类的田园生活上。

他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春放图》天真烂漫,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多数儿童处在饥饿之中。

临近李可染家乡的山东省,曾任山东常务副省长的王卓如被撤职下放,子女回忆当时情景:上学天天路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

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参见前述王小豫、王小鲁一文) 走遍中国大地,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中,哪里找得到胖乎乎儿童坐在牛背上放风筝?爱国李家山水画中,田园牧歌永远太平盛世。

系列牧童画的布局、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如复制产品。 画里盛世 1961年6月初,原计划来北京重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关山月,被周恩来安排去东北三省旅行写生三个月。

《关山月传》披露:国务院办公厅把二位的行程通知了东北三省的有关领导,安排好交通食宿。北京电影制片厂特派四位摄影师组成摄影小组,沿途跟随拍摄。

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陪同前去的延边、长白山,随行队伍扩大到20人,傅抱石构思美丽延边的《将到延边》,创作《天池林海》;关山月创作了《林海》、《长白飞瀑》。在饥荒中,“省领导为了关内远来的稀客生活过的好一些,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从各方面调来比较难得的的食品,保证客人的伙食。

”(参见关振东《傅抱石传》P190-197,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胡志亮《傅抱石传》P468-488) 1961年春天,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向州委书记报告: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人1万多人,图门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7%。

在3899名妇女干部调查中,得病者1154名,占调查人数的29.6%。

延边地区各市,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公路、跌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被剥光。 据官方公布人口数据分析,三年饥荒时期,吉林非正常死亡在12万人以上。(参见《墓碑》P318、320)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革命历史画、领袖与群众关系、革命悲壮题材的处理,结论是关键在于立场,必须统一思想、正确理解。

(参见陈履生《革命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题创作》,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1期) 会后,产生了一批“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绘画。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沧州,1961年9月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在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24日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

沧州全专区,5月至9月,分别死亡401人、682人、839人、1184人、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然死亡1414人。(参见《墓碑》P486-489) 1961年的长安画派,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饥荒前后共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类作品5张以上,长安画派在饥荒期间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为充饥画饼,添了一瓢水。

(参见徐伟《何海霞绘画的艺术成就与收藏潜力》,载《收藏》2011年3月,总第219期,)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

(参见关p574-576) 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宣传工作始终是各级组织的“生命线”,当年显然不止一位红色画家,享受类似待遇。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参见王悦阳《跟着程十发品名画》,112-115,画家年表,中国青年出版,2009),《胆剑篇》是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御用故事。

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 饥荒期间,画家们的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开启了“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死不救、见危不帮”之先河。

饥荒过后50年,至今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

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第一个演绎毛泽东诗词的画家,收入许礼平主编的一本画册的该题材作品作品就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写生加创作数量超过169张,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的联赛冠军。关山月还有数量庞大、引领潮流的“红梅”系列绘画。钱松嵒在1950-1070年代几乎走遍革命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该题材作品有18幅。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是第一个出《韶山》画册的中国画家,他还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巨画17幅,如35.

76平方米的《黄洋界》。(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78,585-595,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 黄胄也恰恰是在饥荒期间画出了一生中多数大型作品。

水天中评论:“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2011年国家博物馆黄胄艺术展,评论展板) 饥荒前后,李可染创作了圣地山水画《长征》、《山河颂》等7幅,还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了7幅《万山红遍》,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70年代又创作10多幅“井冈山”,(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81-582,广西美术出版,2009)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是哪些扭曲的合力,驱使中国画家不采取反饥荒的任何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大饥荒中红色画家的“红色经典”作品,在21世纪的拍卖会上掀起了一个个高潮,即便是相同题材、相似构图的若干幅准克隆画中的一幅,价格也从几十几百万、上千万一路暴炒到上亿元,有些交易还是国有企业在操作。

社会可以不追究画家的历史责任,但社会怎能不防止恶之花结出恶之果?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只要创作,就不可能跳出当时的政治。

那时,艺术是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不可能摆脱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装饰品的命运。我这里记述的大师级画家尚且如此。我不是对他们求全责备,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一段政治统帅一切、政治绑架艺术的残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