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的两面性(转载)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

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

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ZG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迫害清华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靠边站”、“上楼”批斗。

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八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

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

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

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

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微妙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

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项目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诌媚杀夫的毛了。最恶心的例子就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大连彪叔: 她与江青是同类,除了劈腿啥不会。 其若未死活到今,必成老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