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论文精选集 厉以宁论文选:帮你看清中国经济的症结和走向

厉以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让资源在城乡之间平等地流动。这就要求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城镇化,不是一项简单的建设,而是一场复杂的改革。从古至今,我国始终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是新中国才有的,在1958年户口制度实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后,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在此之前城乡人口是自由流动的,现在的改革不是简单恢复1958年以前的人口自由流动,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不同于以前了。可以说“城乡二元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那我们就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就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扩大消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城乡一体化”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权利平等的地位。权利平等,特别是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城乡一体化,推动着城乡教育的公平。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要求到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参加中考和高考。因此,教育要加快改革,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新形势。

记者: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全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将面临着格局性的大调整。政府如何把握好教育的资源布局调整、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厉以宁:统计说,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就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这些人进城不是简单的就业问题,他们需要一个城市化的历练,所以人的城市化是城镇化的关键。而人的城市化关键在教育,这个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些方面的教育要帮助他们加快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

因此,教育适应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就能够满足的。要真正适应城镇化,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问题,二是如何帮助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的教育内容问题。

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过程中,究竟是完全由政府来操作还是由市场来实现,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习惯于直接插手,有形之手伸得比较长,结果不仅滋生了腐败,而且降低了教育资源发挥作用的效率,因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往往同时起作用,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失当。

因此,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教育资源配置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如何发挥市场在配置教育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大胆的实践探索。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关键要做好城市规划,引导城镇建设开发者完成城市规划中教育、卫生、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政府有形之手要伸入的领域是适应城镇化的教育内容建设、区域之间教学条件(特别是师资条件)的公平性调节。

记者:1992年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许多政府机关干部、教师、科研机构技术人员下海的浪潮,于是出现了一些学校开学没有教师上课的现象。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影响着全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当然也影响着教师队伍的建设。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学校以及政府如何才能吸引全社会优秀的人才当教师呢?

厉以宁:如何让优质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优质的人才资源,配置到教育领域,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不愿意留在学校当教师,而是纷纷去创业。我们教育界如何创造一种有利于教师创业的环境,让优秀教师在创业的同时兼顾教育以及教学工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担任教师,如何留住优秀的教师心甘情愿继续从业,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教育界要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建设。

劳动力市场对于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教育如何适应、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积极化解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教育市场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为教育市场提供需求信号、动力信号,二者密不可分。

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不如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普通高中学历的人也受市场欢迎,大学毕业生不如中学毕业生受市场欢迎,这是一个严重的浪费问题,值得政府和教育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利于教育发展的现象?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劳动力市场的规范问题。

无论是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还是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一个规范的问题。只有规范才能避免劳动力市场给教育发送失真的信号,误导青少年,防止读书无用论的沉渣泛起,防止“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制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现象再度发生,才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记者:教育投入实际上是资源配置问题,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教育领域?

厉以宁:光讲教育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注意重视“资源配置”问题,增加投入不一定产生高的效益和效率,只有资源配置合理了才会提高效率和效益。当然,教育的投入远远是不够的,实现了4%的目标后,教育投入相对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为了争取把更多资金资源配置到教育领域,需要高度重视教育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目前教育投入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财政,而且占了绝大多数。众所周知,公共财政的教育投入,从经济学上讲属于第二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

在第一次分配中,教育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资金,如鼓励企业投资参股创办或改造教育机构;鼓励企业捐赠设备等方式;为师生提供实习机会,比如由学校承包一条生产线等。在第二次分配中,也可以从多方面来设计获取更多投入,如像追求4%一样以执政党和政府文件形式明确,也可以通过广泛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各个领域获取。在第三次分配中,教育界要发挥校友等人脉优势,争取社会公益事业的捐献。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12日)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

一、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

不要把城镇化单纯看成城镇建设问题,城镇化是长期的。当前,我们推行城镇化,除了考虑建设问题,最要紧的是体制问题,城镇化是一个体制改革的过程。

城镇化需要改变什么体制?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到现在,都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城乡二元结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制度化了,就变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举个例子,电视剧《闯关东》讲的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的人迁居到东北的故事。山东的农民到了东北,他可以在城里建房、买房、开店,生下小孩以后,就是城里的孩子;他愿意下乡、愿意种地、愿意在农村建房,也可以。在城里居住的可以搬到农村,在农村居住的也可以搬到城市,这就是:有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变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导致生产要素的割裂,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这个难题不消除,我们就与市场经济还有不小的距离。

二、国企改体制,民企改观念

第二个例子,国企跟民企的双赢问题。“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赢,但是共赢需要改革,制度是要创新的。

在国有企业方面,主要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国有资本体制改什么呢?它是管资本而不是直接管企业,资本有流动性,国有资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搞清楚:资本的力量不是看资本本身的数量多少,而是看资本所控制的数量有多少。1000亿的投资,如果100%国有,那么国有资本控制的是1000亿,如果50%国有,则国有资本能控制的是2000亿。

国企走股份制道路、走上市公司道路,除了一些个别产业外,它应完全按法人治理结构来调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再加上聘任总经理等,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和民营企业一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既竞争又合作。

同时,民营企业的竞争体制也要转型。首先是观念的改革。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带有小生产者的意识,不适合现代市场的意识,比如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现代企业要做大,为什么要上市?就是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能够管好企业?当这个企业突破了家族制的范围、成为公众的企业之后,还能这么做吗?

三、社会和谐红利的三大前提

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的配置,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的配置,第一个前提是要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市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里面看重的是生产效率。什么叫生产效率?投入产出之比,在一定的投入之下产出越多越好,在一定的产出的前提下,投入越少越好,这就是生产效率。

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着重讨论的、重视的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的前提是什么?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 1效率,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首先,它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效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内部的车间里的投入产出之比,它是一个结构意义上的效率提高。

第二,重视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经济怎么上一个新台阶?没有产权交易平台,你怎么来实现资源的最佳组合?

第三,每个人都和资源配置有关。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是,搞筹资、融资工作的,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或者说凡是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是非生产人员,因为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跟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发生关系。

资源配置效率出来后,大家的观念变了:从事融资、筹资工作的人是直接在从事资源优化配置;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是把人力资本放在最有用的地方去配置;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还有做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更好的效率。我们要重视生产效率,但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

四、员工持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无论对国企、民企来说,这都有极大的意义。

对国企来说,把门槛降低、放开,欢迎人家参加国有资本的配置,能够让自己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而且是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对民营企业来说,要鼓励它们打破家族制的范围,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道路。其他经济成分的进入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员工持股。员工持股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方法、一条道路,但它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创造的,是两个资本的结合而产生的。

既然如此,如果利润只归物质资本的投入者所有,投入多少股、分多少钱,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只能够从工资中取得自己的收入,而这个工资是在成本中开支的,这就产生问题了。要让人力资本的投人者,也像物质资本投入者一样有一定的比例分享利润,这才合理。这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方法,也是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调查过,在国有企业,假如实行了员工持股,员工的积极性就会很高。过去下班的时候,一些员工会把厂里的木料什么的都带回家去,厂里也不管,你拿就拿。实行员工持股后就不行了。“你别拿了,还有我的一份在里头,”他有这个积极性了,他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更关心了。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起决定作用,关键在于公平竞争。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也是合作和竞争,民企和国企各种所有制发挥各自的长处。

国企有国企的优势,民企有民企的优势。国企资本雄厚、装备先进、人才聚集,而且干部多年经营,有丰富的经验,要在好的体制下能更大地发挥作用。对民企来说,机制灵活,敢于冒险,自负盈亏。员工持股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加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这将产生社会和谐红利。

五、“发展经济学”可归纳为四句话

社会和谐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的。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我们制度最大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和谐红利。应该更多地关心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逐渐得到社会和谐红利。

我曾经把“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归纳为四个观点、四句话。第一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就有了收入,花掉,别人就就业了。第二句话,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一批人先富裕了,会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然后还能够起示范作用,有更大的影响。

第三句话,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有了经济的繁荣就有了投资的潜力、投资的机会,收入的增加,增加了购买力,所以繁荣靠繁荣支撑。第四句话,和谐靠和谐积累,和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从家庭做起。我相信,社会和谐红利将是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摘自2014年1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原载《首都企业家》2014年第2期)

新社区正在发生变化新社区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新型城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条件的新农村转变为新社区,是新型城镇化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新农村基础上,园林化了,循环经济化了,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再加上由村管会管理改为社区管委会管理了,就完成了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向新社区的过渡。

这时,城乡二元体制在新社区已经消失,新社区中的居民同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充分的居民权利。这时,新社区可以正式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再加"农村"或"农民"这两个字。

但新社区的升级和发展不会到此止步。新社区的建立并不是终点。在民间积极性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新社区将继续升级,继续发展。

以前我曾多次指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体现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以来,"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在中国一直是重叠的。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

需要探讨的是:下一步,新社区将朝哪个方向继续升级和发展?

一、新社区中够条件的将过渡到新城镇

随着新社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外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各种自由职业者、服务业的企业和从业者聚居于新社区的也越来越多,新社区中有一些建立城镇的,完成有可能向新城镇过渡。这是新社区继续升级的又一主要步骤。

要知道,这些由新社区转变而成的新城镇,同绝大多数原有的城镇(或称之为老城镇)有一个区别,即原有的城镇(包括老城区)是历史上经过多年的发展而陆续形成的,而由新农村转变而成的新社区、再由新社区转变而成的新城镇则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们是一场悄悄的"造城造镇"活动的结果。

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正在悄悄地"造城造镇",先形成"新社区",再扩大"新社区"和充实"新社区",使农村居民迁入"新社区",让"新社区"繁荣起来,最终,循着这条道路转变为新城镇。

这不是人为地靠行政手段、靠长官意志或指令而建立的新城镇,而是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来开拓发展起来的新城镇,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一些偏僻的矿区和冶炼企业所在地,也有过"造城造镇"活动,除了建立矿山矿井和冶炼企业而外,还建立了居民区(职工宿舍区)、服务区(商店、服务业企业事业单位)等。

这样建立的城镇,虽然也是"造城造镇"活动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计划经济体制的指令而推进的,这就是它们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靠市场机制及力量推进的"造城造镇"活动之间的巨大差别。

但决不是所有的新社区所都会发展成为新城镇。这是因为,新社区所处的位置是不是适宜将来发展新城镇,新社区有没有一定的产业支撑,否则非农的产业不一定能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社区不一定有较多的空地和较多的淡水资源供给。如果没有空地和淡水资源供给,那么它的发展空间有限,发展余地不大,这也就限制了新社区向新城镇的转变。

虽然只是一部分新社区有可能转变为新城镇,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这是因为,通过市场经济力量而推动的"造城造镇"活动毕竟有了原来意料不到的结果。这再一次证明了新社区之所以有可能朝着新城镇方向转变,政府的规划和社区管理层的指导固然有主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和新社区居民们的创业精神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没有创业精神,市场经济的力量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谋事成事均在人",这句话千真万确。

总有一些新社区由于种种原因而依然是新社区而未能转变为新城镇。这有什么不妥之处呢?没有。本来它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后来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盖起了新建和扩建的居民楼,后来又渐渐变成了新社区。这已经是重大的变革了。

作为新社区,这里已经户籍一元化了,已经是新城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了。够条件的可以进一步升级为新城镇,条件还不太具备的依然是新社区,相比于过去,这个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因为新社区的农民在户籍一元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条件下已经市民化了,这不是社会的进步又是什么?新社区还正在继续发展,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转变为新城镇的条件成熟了,不是照样可以转变为新城镇吗?完全可能。

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已经结束,作为新社区的居民,权利同城镇居民一样,福利待遇比过去强多了,即使某些新社区还未转变为新城镇,这又有什么不妥呢?没有。

二、农民将成为一种职业

未能转变为新城镇的新社区,户籍已经一元化。这里的居民,尽管过去长时间内是农村户籍,但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已成为城镇居民,权利同城镇居民一样。他们中的务农者,依然是农民。在户籍一元化后,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后,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代表一种身份。从身份上说,他们都是市民。

不仅已经转变为新城镇的新社区如此,而且散居于偏远山村里的居民也是如此。只要他们依旧务农,依旧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他们的职业都是农民。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身份。将来的农民,可能是家庭农场主、家庭林场主、家庭牧场主、家庭渔场主,也可能是给家庭农场、林场、牧场、渔场打工的工人,但由于从事的是农林牧渔业劳动,所以不管他们是不是家住在新社区、新城镇或原有的城镇,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散居于偏远的山村里,他们的职业都是农民。

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务农为职业的农民及其家属子女,在城镇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时候,他们合起来大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这就是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时中国的人口按职业的分布情况。简单地说,到那时,以务农为职业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0%。由于这些农民中有一部分住在老城区、新城区和新社区,所以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80%以上。

再往后看,城镇化率还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员(包括家庭农场主、林场主、牧场主、渔场主及其家属子女,以及这些农村牧渔场所雇用的工人及其家属子女)变化不会很大,可能仍占全国人口的20%,或略低一些,而城镇化率则可能也在80%左右,但不会高出许多,因为到那时,会有一些家庭愿意住在乡间,他们认为乡居生活可能比在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中生活要清洁些、安静些、舒适些。

这意味着"反城市化"倾向在中国同样会显示出来。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偏好和生活方式,对于年轻一代、更年轻一代的情况我们很难有把握地预测,但爱清洁、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可能是人之常情,带有普遍性。

三、走向双向的城乡一体化

最后,我正想探讨一下城乡一体化的走势。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这里所说的双向城乡一体化是指:住在农村的人,可以进城投资,建工厂、开商店、办手工业工场或作坊,做雇工,他们也可以在城里购房、租房、建房,也可以在城里安家落户;同时,住在城里的人,可以到农村去投资,购地、租地、办农场和牧场,可以在农村购房、租房、建房,也可以在农村安家落户,过着清闲的生活。

将来在法律上、政策上这些都不会有障碍。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只存在单向的城乡一体化,即只有农村居民迁入城镇的可能,而禁止、限制城镇居民到农村去购房、建房、租地、购地、办农场、充当家庭农场主等等。

那么,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的单向城乡一体化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吗?中国会从单向的城乡一体化转变为双向的城乡一体化吗?我们有必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

当前,关于双向城乡一体化的难点,不在于由农村迁往城镇这一环节,而在于由城镇迁往农村这一环节。原因是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农村的土地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和宅基地使用制,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是按农户计算的,即"一户一块承包地"和"一户一块宅基地",农村地少人多,城里人要在乡下买地是绝对不容许的,要种地或建房,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地从何而来。

农民既不能把地卖给城里人,连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也不准卖,这被称做"小产权房"。城里人既然不是本地农村户籍的人,凭什么到农村里来分得土地呢?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谈什么双向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推行后,能解决城里人下乡购地或购房的难题吗?看来仍无法解决,因为城里人无权分享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私下买卖土地和房屋是违法的。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城里人下乡的种地和住房有可能以变通方式处理,这在某些地方已经在悄悄的进行了。

比如说,采取的是租地、借地的做法和租房、"暗卖明不卖"住房,甚至"抵押房屋,长期不赎"的做法。这些做法至少暂时不会出问题,至于将来怎么办,那就只好静观其变了。供求双方都在观望之中,双方都希望这方面的政策有所调整。

长期的变化现在还不能预测,而从近期看,禁止私下把承包地或宅基地公开出售给城里人的行为虽然不会改变,但出租或转包承包地或宅基地的做法可能有所松动,于是双向城乡一体化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试行,而"小产权房"的租赁或抵押的行为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允许。

应当承认,适当地、有分寸地调整承包地、宅基地和"小产权房"的流转政策,对城镇或对农村未必不是一项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好事,可以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林牧渔业,也有利于调动民间振兴农林牧渔业的积极性。经济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兴利除弊。怎样除弊防弊?可以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准入制度,以防止借双向城乡一体化之名而行投机、垄断,争取暴利和侵害农民权益之实。

后代人会比这一代人更加聪明,更有智慧,我们何必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绞尽脑汁,为他们操心呢?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生班关于城镇化的研讨会上的发言,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