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经济改革 厉以宁三中全会前谈经济改革:涉土地改革等8个问题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
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职业,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了,老婆孩子带走了,这就变成老鼠窝。
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就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了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说,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的说法是叫这一类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还有放炮仗的,情景和当年的土改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
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为有证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的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从3.1:1变成了1.9:1,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因为他有积极性了。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
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
”宅基地归他了,在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比原来大,比原来好。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吗?他说我哪住得下4层楼房,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说那你怎么搞?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外地来的商人或者本乡的商人,从事商业,开店、开作坊、开饭馆,有房租收了。
还剩三层,有一层准备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样。如果对方愿意租二层,那房租高一点,愿意租四层,我自己剩下两层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为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找农民开会座谈后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每个农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够丰产,所以坏地也变好地了。
第二个理由,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
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积,也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个理由,当初承包时候要交农业税,于是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所以都少报。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刚刚量完就实报了,没有人愿意少报。因为也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要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是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重庆的长寿区、江津区产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样的,是反季节柑橘。人无我有,你不种我种;人有我优,你种我也种,我质量比你好;人优,我反季节。
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还有跟农民谈判,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
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几百块钱。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农民想不要我种,我还一年有几百块钱。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
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民营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有的种火龙果,有的种荔枝,有的种菠萝。我们到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在北京几次会议上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
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工会管吗?有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吗?没有。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都是年纪大的,甚至有70-80岁的。
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他转移了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五、城镇化: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的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我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 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结果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我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
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是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老百姓迁到这里去,他不会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就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他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周围人不熟悉。“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是农村的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这就是解决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
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加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可以解决。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