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名言 高行健与莫言印象记
我跟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都打过交道,主要是因为我曾在报社工作又跟文艺沾边,在新加坡接待过他们。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印象模糊了,报社老同事一再鼓励我写点印象记,现在就记得的写一点,算是给自己的记者生涯留下雪泥鸿爪。
先说高行健。1987年12月30日至1988年1月3日,新加坡华语话剧界联合主办第二届华语戏剧营,请了余秋雨、赖声川和高行健来作专题演讲。高行健有一场演讲和对话会,讲的是艺术创作要越少束缚越好。记得有人问他是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说对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后来他也不否认自己奉行两个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看过高行健的几个剧本(如《车站》、《绝对信号》),还算看得懂,而他的小说,很抱歉,看了似懂非懂,总觉得很玄,看这样的小说就像读天书、猜谜语。记得多年前在新加坡接待当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剧作家沙叶新时,他曾批评中国一些人写的戏“形式上故弄玄虚,内容上故作深刻”,我马上想到会不会包括高行健?
当然,我看不懂的戏不等于就不是好戏,但是我看不懂就不会被感动,也不会受到启发,那么我干吗要看这出戏呢?
莫言来新加坡是21年前的事,他是受邀来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我想找回当年的报道,一时不容易找到。只记得我和报社几个同事到机场去接机,莫言整个模样像农民,穿一件白色上衣,有些皱褶,一点也不光鲜,显然是没熨过,深绿色裤子也是宽宽大大的。他说:出国的时候太匆忙,来不及准备衣服。他一直带着戆直的笑容,并不十分善于言谈,话不多,似乎与他的笔名“莫言”有点吻合。看到他,想到的是山东的农民。
接待过程中,跟他有两次闲谈,他虽是部队作家,但谈起文学创作却没有半点“党八股”,倒是强调文学要表现“人性”。看他的几部小说,的确是在“人性”上大作文章,而且还可以把人和性拆开来,几部代表作写的是“人”与“性”的关系(男女性关系)。
印象最深的是莫言几句话:小说的人物要有鲜明的个性,作家自己就要有鲜明的个性,没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很难写出有鲜明个性的人物。
莫言已经跳过龙门,希望不要成为文化商人或文化暴发户,在今天的中国,有制造文化商人和文化暴发户的土壤、空气和水分。
在我的印象中,高行健和莫言都不是能言善道者,写作比演讲强得多。既能写又能讲的作家,我马上想到的是余秋雨。作家毕竟不是靠嘴巴而是靠笔杆子打天下的,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能言善道。
就作品而论,高行健和莫言都是“离经叛道”者,但是都没有“犯上作乱”的行为。
论程度,高行健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