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鹿原》剧中主要人物分析 田小娥黑娃是什么样的人
田小娥是封建宗法文化所造就的一个冤死鬼。她的一生充满着血和泪的控诉，但由于个人力量的渺小，至死也没有翻身。她一开始就以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形象出场，最初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却“连狗都不如”，她不是用来生娃的，而是专门给郭巨人泡枣的，“她其实是一种锦衣玉食的性奴隶”。在她身上，没有展现出丝毫的人格地位，后来与黑娃的偷情，是“她人性之花的绽放”，而当她一旦与黑娃两心相知，便交付身心，准备一心一意的跟定黑娃，她不求名利，不贪富贵，只想本本分分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可是就连这一点小小的心愿也被白嘉轩的传统道德观念所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所承认，当黑娃出逃后，她便像羊掉进了狼窝一样，在政治上、肉体上、人格上倍受惩罚和蹂躏，以致小娥最后走上了毁灭。
小娥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白鹿原的男人逼就的，是由传统宗法道德观念逼就的。因为在白鹿原的人们看来，小娥和好几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这是她个人单方面的错，她没有了女人应该有的“贞节妇道”观念，没有遵从女人该遵从的“三从四德”，她成了人们心中的“臭婊子，野婆娘”。小娥的行为已经到了众人唾骂致死的地步，但她却破罐子破摔，走上自甘堕落的道路。她开始盲目的报复这种传统文化，开始戏弄这个社会，她是个受虐者，同时她又是一个施虐者。诱骗愚昧的狗蛋，她已有助纣为虐的嫌疑，继而她又拉孝文下水。当她的美人计施成之后，其实也是她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她是可悲的，因为她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弃儿，但她又屈从了这种文化。
纵观小娥的一生，我们不禁为封建宗法文化的“吃人”行为而毛骨悚然。她爱黑娃不能、洁身自好不能，为人守诚又正直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她在场面上要忍受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人的蹂躏，还要背着拉人下水的罪名。面对这一切，她一个柔弱女子又如何承受得了呢？她别无选择，只好按照白鹿原的传统道德与需要随波逐流，最终走向自戕又戕人的悲惨结局。
白灵，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她的反叛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的反抗。虽然，这时的女性思想尚不成熟，但是，作为一代独立自主的新兴女性，她独立思考的能力、追求理想的信念、不惧艰险的勇气，已经充分展现出来了，而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为男人惟命是从。这无疑也预示着女性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会和男性相抗衡。她作为一个先觉者，勇敢地与他父亲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作斗争，勇敢地和一切阻碍国民革命的人斗争。接受新式教育，主动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具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具有了更加坚决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坚定的反抗者，最彻底的革命者。她对事业非常执著坚定，在革命工作中白灵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可见，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形成独立的力量，承担责任，迎接挑战，执着勇敢，毫不畏缩。女人，同样可以是责任的承担者，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弄潮儿，绝不亚于男儿。
但是，这样的时代又注定反抗、叛逆的她将背负比别人更多的痛苦。首先是与最疼爱自己的父亲反目，接着是与兆海爱情的破灭，再就是革命运动的失败，被迫转移，身怀六甲却要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归，过着流浪的生活，最后到了根据地，以自己最大的热情和才华给根据地带来欢乐和笑容的时候，等待她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
这样一个真善美化身的女性，却被作家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只因她不被白鹿原的男性认可：眼睛中“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对任何阶层的女性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而白灵自行进城的举动，似乎验证了鹿三早就预料着的危险，“不难卜算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这个被白鹿原所哺育的女儿，成功脱离了家族父权文化的压制，最后却死于党内肃清运动。在革命年代，她冲出了父权，却逃不出男权的围困、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替罪羔羊，也无法逃脱朱先生、父亲、鹿三等人对她最终的猜测，落入男权意识的窠臼。
在男权文化社会里，其实白灵的结局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男人主宰的世界，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逃脱她们的控制范围，所以，白灵这样一个男权统治下的叛逆者，注定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她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而是被党内肃清运动者活活埋死。这无疑也是在向世人宣称：叛逆、反抗男权，结局注定只能是悲惨的。而且，这是发自政治统治者的口中，因此，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也是政治的。无疑也预示着，女性的走向独立、寻求解放之路，何其艰险与漫长。
白灵这个人物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她让我们看见了，在男权文化观的束缚和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无论反抗的多么坚定与执着，其结果都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另一方面，她也为新时期的女性树立了榜样，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鼓舞广大女性走向反抗男权文化与统治，寻求独立人格的勇气与信念。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乡村权威——白鹿村的族长。作为一个敬供桑梓，服田力穑的农人，白嘉轩身上还有着农民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小说肯定了他的传统美德，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卫道士，他遵守着封建道德观念，自觉履行与维护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对于他所信奉的宗法文化，他不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且惩罚叛逆者决不心慈手软。他以严酷的族规和残忍的手段来维护这个村庄，成为宗法文化的一个忠实捍卫者。
小说的第一句话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一开始就突现了他非凡的传奇经历。他把自己娶过七房女人引以为豪壮，而似乎不顾及先后死去的六房女人。他对死去的女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和追念之心。相反地，到最后他听信了母亲的教诲：“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以至于几条性命的葬送成为他引以为豪壮的资本，可见，在他眼里女人只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宗法农民的男权中心意识。
白嘉轩是一个封建家族的族长，族长这一身份使他拥有了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族内一切事务的处理都受制于他所信奉的这种文化。他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里的“贱民”，遭受着一切不公正的待遇，直至小娥死后，他仍没有任何动摇。在人们为瘟疫和死亡所恐惧，祈求为小娥修庙的时候，他力排众议，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并继续对小娥进行迫害，掘墓焚骨……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被宗法传统道德所侵蚀的“吃人”帮凶。
像白嘉轩这样如此身体力行的，效忠于宗法文化的男人，他的一生经历过失女之痛、丧妻之痛、破家之难、土匪致残、不肖子孙的叛逆之后，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文化信仰，他还始终坚持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人们，只要是人，迟早都会跪倒在祠堂里头。”——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思想，又衬托了一种多么可悲的命运。
如果说白嘉轩的教育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孩子懂的做人的道理，成为白鹿村的合格接班人，那么鹿子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实现祖宗的愿望，至于他们以何方式实现，他们是否喜欢，他似乎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而不在乎他们是否以符合仁义道德的方式实现，正如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
进城念新书是造成白鹿两家孩子不同命运的又一个原因，这和他们各自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白嘉轩以其“保守”的耕读传家观念让两个思想正大放异彩的少年不得不接受父亲给她们安排好的命运，回家种田，一个为以后的族长做准备，一个则进山掌管药铺。而鹿氏兄弟则如愿以偿的到城里接受新的思想。虽然其命运不禁让人为之惋惜，一个成为共产党员，却不知所踪，一个成为国民党的军人，战死沙场。和白嘉轩相比，无论是外人眼里还是白嘉轩眼中“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而究竟他们两家谁胜谁负，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验。
鹿兆鹏无法接受父亲安排下的包办婚姻，对于接受了新思想的他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怀着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在战斗，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游离，确实多少令人可恨。首先，既然他选择了共产主义，那么他为何还要听从于父亲之命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子。而且到底他是不喜欢这个女子还是不喜欢这种包办制度，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不喜欢是真的，如果是后者，则这种不喜欢就带有一种偏见，一种带有新思想对旧思想的歧视。而且既然他不想要这个夫妻之名，为何又行夫妻之事，难道管得住自己的思想，竟然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其次，他称赞黑娃，说黑娃“我在咱们白鹿村只佩服一个人，你猜是谁？就是你黑娃”。并大赞黑娃的“自、由、恋、爱”。
对于这种赞赏，其中虽不乏二人之间纯真的友谊和无话不谈，但白鹿村值得鹿兆鹏佩服的人，还轮不到黑娃，仁义的代表白嘉轩，圣人朱先生，即使是忠厚老实的鹿三，也不是黑娃可比的，虽然年龄的差距不能最为衡量的依据，但鹿兆鹏仅以“自由恋爱”这个标准恐怕是别有用心了，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煽动黑娃烧仓。虽然他们如愿了，但结果并不比烧之前好到哪儿，反而让征粮的更加变本加厉，征粮的数目从原来的一亩一斗到现在的一亩一斗，一人一斗，而且还牺牲了三个要饭的无辜生命。
由此看来，鹿兆鹏的烧仓行动可谓杀鸡取卵，其不认真分析事实而一味蛮干也为最后黑娃悲剧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第三，对于兆鹏、黑娃等人在元上缴起的“风搅雪”，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替农民们办了一些实事，也赢得了乡人的认可，但运动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变味。他们将白鹿村视为革命无法攻破的“最顽固的封建堡垒”而把它砸毁的行动实在有些牵强。而且在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如田福贤所说的“奸淫妇女”，但即使鹿兆鹏如何解释，他在这场运动中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用人不当，没有实事求是。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场运动中发展的十个革命弟兄真正坚持到到最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曾经参与“交农”事件的贺老大，而且他真正领会到了这场运动的意义，因此在他眼里“我那阵儿不过是反了一个瞎县官，你们这回要把世事翻个过儿，你们比我争”，贺老大咬舌自尽，宁死不屈。其革命精神之崇高，革命意志之坚定，又怎能是那些革命的“倡导者”可以相提并论。和晚清时期为变法而甘愿牺牲的戊戌六君子相比，可谓一脉相承。而且讽刺的是这群所谓热血男儿，却临阵变卦，在酷刑之下选择了低头，他们的带头大哥只撂下一句“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哇！”变躲了起来。
回想当年交农事件发生以后，背后的起事人之一的白嘉轩因惭愧之情而奋不顾身救人的壮举相比，其仁义之行乃非共产主义之信仰者鹿兆鹏所能比的。因此，和自己的父亲比来，鹿兆鹏一样也是一个小人，只不过他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宣扬共产主义学说的主义崇拜者。
黑娃最初是以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展现给读者的。他从小就与宗法文化极不和谐，白嘉轩送他去念书，他宁愿“跨笼提镰去割青草”，当兆鹏送给他一块冰糖时，冰糖带给了他甜蜜，也带给了他痛苦，他强烈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处境，居高临下的恩赐不仅不曾带给他以慰籍，反而深深刺伤了这颗敏感自尊的少年的心。由此他发誓：“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
这是一个叛逆者面对自身不公平处境喊出的反抗宣言。他反抗的第一步就是冲出传统道德观念，带回一个漂亮的名声不好的女人，他不听族长和父亲的劝说，宁愿被赶出家门，在堡子外的破窑安身。鹿兆鹏对此给与高度赞扬，说他“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反抗的第二步就是烧粮台，进农讲所，成立农民协会，砸祠堂处罚恶棍，掀起一场“风搅雪”。
反抗的第三步是当土匪，他率众砸了宗祠，还打断了族长的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叛逆的角色，最后竟跪倒在宗族牌位下面，决定洗心革面，学做好人，娶了一个老秀才的女儿为妻，又拜倒在朱先生的门下学习。至此，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彻底的皈依了封建宗法文化。进而也验证了白嘉轩那句话：“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人们，只要是人，迟早都会跪倒在祠堂里头。”——在此，充分证明了封建文化巨大的同化力。皈依后的黑娃最后不幸被白孝文的阴谋所杀。
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耐得住一辈子诵读。《白鹿原》就是这样的好书，用《白鹿原》中的话来说，就是耐得住咀嚼，咀嚼一次就有一回新的体味和新的领悟，尤其是书中的人物形象，每一次看，都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白鹿原》的人物形象中，白孝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白孝文这个人物，有的人说他是一个阴谋家，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有灵魂深度的人物。在我看来，这个人物的内在心理是不断演变的，当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想到，白孝文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而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整体来看，我们便觉得他的人性是扭曲的。下面，我们通过分析他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过程，来透视他扭曲的人性。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 他的降生, 对于白嘉轩说, 有着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的喜悦, 也为他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全部的信心和希望。白嘉轩特别“严厉地注视孝文的行为规范”。从居家过日子的日常言行、经济算计到床第之事的敛约, 白嘉轩都以白家长子—未来的族长的标准对白孝文予以规约。应当说, 白嘉的这一翻苦心从表面上看无疑是成功的, 他的言传身教加上徐先生和朱先生的先后教导, 造就了白孝文行止端庄、非礼不为, 就连白嘉轩也觉得“孝文是好样的! ”这个白嘉轩眼里的“好样”, 我们可以相信, 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确实是可以培育出白孝文这样的子弟的, 至少在他们的心理满足没有被更新的刺激所触动的情况之下。此时的白孝文一门心思都在对未来族长位置的渴望上面, 这种心理期待决定了他的人生处事, 他没有想过他以后除了当族长还可能会干什么。
然而，当所有的人都认为白孝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族长继承人”时，事情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点也是造成他人性扭曲的重要的一步。当面对田小娥的诱惑时，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在偷情上体现为解开裤带不行勒上裤带又行, 因为偷情这种行为是与“族长继承人”的身份不相符, 但他最终没有能抵抗住小娥“身上那种奇异的气味”和“那温热的乳房”的诱惑, 自己听到自己“胸腔里的肋条如铁笼的铁条折断的脆响”。由此可见, 之前的白孝文的心理是被遮蔽的，而在偷情这件事情上，把他蒙蔽内心本质的黑纱揭开了。从此，他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族长继承人。在偷情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他感性的越轨与理性的制约之间的冲突，最终，他的感性打败了他的理性。他从一个“要脸的人”变成了“不要脸”的人。
白孝文是《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他是虚伪、无耻、阴毒的，是作者在性格刻画上最具有深度的人物，作者抓住了他内在心理的演变, 刻画的栩栩如生。而促使他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 是传统伦理和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这个人从宗族的样板转变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最终走向邪恶,他扭曲的人性一步一步的形成。通过透视了他扭曲得人性，对于我们反思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格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朱先生是一位通古知今、预测未来的儒士，但他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关心国家命运，体恤百姓苦难，当自家妹夫盲目地用鸦片来致富的时候，懂得鸦片危害的他愤然操起了耕牛，毁掉了满田盛开的罂粟花；看到饿殍遍野、百姓家破人亡，他丢下了编辑县志的笔走出白鹿书院，拿起了赈济灾民饭瓢；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他见证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的毁灭，见证了两个应运而生的政党的较量和浮沉，也见证了麻木保守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醒，见证了国民党人蒙昧百姓欺压人民的嘴脸，也见证了共产党从土匪一样的游击队一步步获得人心成为中国革命坚定的领导者。
他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传道授业的解惑者，也是一位爱国爱民的热血男儿，看到兆海的尸体，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八位儒士的爱国行径震撼人心，可“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像兆海这样的勇士都只能被迫残杀同胞，朱先生这样的平民百姓报国无门也就不足为奇了。朱先生投笔从戎的举动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与村里其他年轻力壮的男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深受封建思想“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行径形成了对照，说明封建思想也不全是糟粕，里面还沉积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他可以预测未来，却改变不了自己的现状，所以他只好期待后人，于是他收下了黑娃这个关门弟子，继续散播他的学识他的侠肠义胆，这也是他今生最后的幸运——因为他收到了最优秀的弟子，虽然他曾是个土匪。把土匪改造成一个文质彬彬有抱负有涵养的革命志士——直到生命的尽头，朱先生才实现了他自身的最大价值。当然，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