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为石家庄人 你们谁还记得吴禄贞大将军? 】

持袁世凯主使说的同志,还把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在1924年说过的“马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8l页)当成其观点“有力”证据。笔者以为不然。在当时看来,由马蕙田等六镇反动军官自发的杀了吴,为袁世凯返回北京扫清了道路,可以算得上“省了不少的事”,是因为省去袁世凯等亲自筹划,也就省去担心人们找到袁世凯的把柄,所以,凶手们才“有钱用,无官做”,没有落得参与宋教仁案的爪牙那样被灭口的下场。

如果真是袁世凯主使,恐怕马蕙田等人早已成为他的刀下鬼。 由上质疑使我们感到,吴禄贞被杀案与其说是袁世凯或清廷主使,倒不如认为是袁世凯属下的六镇反动军官们自发进行的一次反对以吴禄贞起义为目的的兵变。

这可能更符合事实、更符合情理。众所周知,袁世凯领导的是一个迅速膨胀起来的新生政治集团,袁世凯苦心培植的亲信遍布北洋军。但是,喽罗们的一举一动并非完全需要袁世凯的亲自策划指使,可以说袁世凯恨吴禄贞不死,与他的六镇旧属为袁北上出任内阁总理而铲除吴禄贞这个障碍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是由他们政治集团共同利益所在而决定的。

但是,动机与行动、指使与自发又不完全是一码事,应该有所区别。

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殉难之谜,如果视为被人指使的单纯暗杀,似乎将问题看得简单了一些。在六镇中,专意反对和破坏起义的势力岂只是几个凶手。6日晚,吴禄贞在六镇中级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翌日起义时,马上就有“官长反对独立之说”(谢良翰:《吴禄贞被倒真相》,《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0l页)。

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不是个别人进行的单纯暗杀,而是由六镇反动军官们共同发动的旨在反对吴禄贞举兵计划的突发事变,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吴禄贞抵石家庄到11月6日晚宣布起义前,他打出的公开旗帜是奉命镇压和招抚晋省革命党,而与阎锡山达成联合、密谋起义全都是非公开进行的。

6日晋军先头部队在被吴禄贞招抚归顺的掩护下,才得以抵达石家庄。

如果说这是事变前吴禄贞尚没有与六镇旧派势力发生直接冲突的原因,那么,6日晚中级军官会议上吴禄贞起义计划的宣布,就点燃了与六镇袁记势力矛盾的炸药包。6日深夜、7日凌晨的事变,就是吴禄贞公开宣布起义的结果。

第二,6日夜、7日凌晨的事变不只是个别凶手参加,而是六镇反动官兵们的一次集体行动。重要当事人何遂当晚住在车站,他被枪声惊醒后,在奔往站长室的途中,“忽见一队人从吴禄贞的住室奔出”,当他又奔往有一连守军驻扎的仓库求救时,其守军也已哗变,并扬言要“杀了他”,何遂只好逃走,去找到达石家庄不久的山西民军求救(《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8页)。

第三,从参加事变的人员职位看,有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及参谋等不同级别的军官和士兵。

为首的是协统吴鸿昌、标统曹进,他们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包围车站的行动。当夜宿于车站之外的孔庚,被枪声惊醒后,在从晋阳旅社奔往车站司令部的途中,发现吴鸿昌、曹进都在现场附近,已经包围了车站。

吴鸿昌站在通往车站司令部的桥上,“不准行人来往”,严格控制了各要道,以此配合马蕙田等行刺,里应外合。更能证明吴鸿昌是此次事变参加者和指挥者的根据,是何遂等人与山西民军重返车站后,命令枪毙一名参加行刺的凶手时,吴鸿昌惧怕该凶手泄露事机,连忙以押送军法处详审为由,将其救下藏起。

难怪阎锡山听取返晋部下的汇报后,感到石家庄车站的杀吴事变似是吴鸿昌所为(《近代史资料》,总55期,第130页)。

第四,事变不单为了杀死吴禄贞,而且有意阻止晋军来石家庄,以最终达到破坏燕晋联军的起义计划。6日当夜,住在仅与吴禄贞一墙之隔的车站司令谢良翰,看到吴被杀后,“该凶手等即在车站前面向空鸣枪”(《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0l页)。

住在晋阳旅社的孔庚等人说,“外边枪声很紧张”,“炮声如联珠”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252页)。住在距车站不远的英美烟草公司楼上的张厚琬说,“一夜枪声不息,天明始停”(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6页)。

这怎么是仅仅暗杀一个吴禄贞呢,其驱赶已经抵达石家庄的晋军先头部队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驻扎于车站西面七里远的晋军,果然闻声便撤,待何遂赶到其驻地时,已无影无踪。

特别是第二天白天,晋军出乎所料地重返石家庄后,吴鸿昌指示将电话线切断,中止了石家庄车站的电讯联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80页),这些都是单纯暗杀所无法解释的。

通过以上破释,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之谜的谜底就是六镇反动军官旨在反对吴禄贞起义的突发事变。 三、谜底的透视 吴禄贞作为六镇统制、新任巡抚,在关键时刻不能驾驭六镇,这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重要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从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到1911年11月7日殉难,他始终就没有真正掌握住六镇。 第六镇由武卫右军和南洋自强军组成,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的前三任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都是袁的心腹。

吴禄贞能够出任六镇统制,一方面由于他花了巨款,贿通庆亲王奕劻;另一方面又是皇族中载涛等一派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夺势的产物。近畿六镇除第一镇外,全是袁世凯训练指挥过的军队,并由其亲信们把持了上下兵权,只是自载涛任军咨大臣后,才开始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是作为掺“沙子”补缺上任的。

由于形格势禁,吴禄贞深感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性格和抱负与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矛盾,对上、下两级的关系始终都处在极不和谐的状态。

吴禄贞曾试图改变旧有状况,打破六镇原有配备结构,通过人事调整而逐步控制六镇。陆军部虽然按吴禄贞提议撤换了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却“拟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没同意他提名的张绍曾递补,为此吴禄贞亲笔草函,迳呈大臣、副大臣,语气凌厉,要以必行,结果仍未批准,“吴因以大憾,不满之意,形于词色” (《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1页)。

吴禄贞这样做不仅激化了与周符麟的矛盾,还因为他表示不满陆军部任命吴鸿昌暂补十二协协统,又招致了新任协统的憎恨,为以后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祸根。

吴鸿昌后来在驻石家庄六镇中是仅次于吴禄贞的最高指挥官。 统制与协统不合就更无法控制下级军官。开始时,六镇各级军官因撤周符麟,都“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陆军部检查官吴宗煌上陆军大臣荫昌密呈》,宣统三年二月),与吴禄贞积怨匪浅。

后来,这些袁世凯的大小爪牙也不甘愿受吴禄贞的摆布,上下其手,多次闹事起哄要挟。

性刚毅爽的吴禄贞,几经努力毫无奏效,加上陆军部大臣荫昌因吴禄贞写信指责他,而怀恨在心,派人到六镇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试图寻机撤他。不愿削足适履,而又无可奈何的吴禄贞惘然若失,“觉得第六镇现在既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2页)。

此后便常住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该镇官兵的关系不免日渐疏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3页)。

由此可见,在六镇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袁家军中,吴禄贞未能改变客寄虚悬的地位,仍然没有掌握住任何实力,可以说吴禄贞统制的官衔确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存在,当吴禄贞计划起兵的时刻,出现六镇反动军官的集体事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统制与下属部分反动军官们对立关系,正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基础。 吴禄贞对六镇已失去信心,一直到遇害的前夜他还谈到“第六镇是靠不住的”。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冒险组织起义呢?单从现有的历史现象出发,而不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难以揭示其中奥秘。 武昌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吴禄贞的低沉情绪,报导各地独立消息的电讯改变了他借酒消愁的抑制状态,激起他的无比兴奋。

在与从南方来京的李烈钧痛饮的宴席上,李烈钧“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的话语与畅饮的烈性酒一并在吴禄贞胸中燃烧起来。直隶开始骚动了,参加秋操的张绍曾拒不受命回防,驻扎滦州,并联合通电要求清廷立宪。

被激情所驱使的吴禄贞此时“顿足曰‘好事让人为之’”(《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29页),便想抚慰滦军之机,约张绍曾共济策应。直隶邻省山西爆发起义后,清廷直接命令吴鸿昌领六镇前往进攻娘子关,在滦州的吴禄贞闻讯愧曰:“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向乎”(《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71页),连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

在急骤变化的形势发展影响下,吴禄贞大脑的兴奋与抑制两种过程失去平衡,出现了优势兴奋中心,以往对六镇的失望心理被冲淡,这是抑制功能减退的一个标志。

他劾荫昌,截军火,组成燕晋联军,制定进攻北京的起义计划,都是在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下决策和进行的。

吴禄贞所举大计与他统辖的六镇反动军官的行为准则是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可他却恰恰又模糊了这种认识,因此,两者间矛盾冲突必将爆发无疑。 论及吴禄贞殉难的文章一般都认为,他志大气豪,将警惕视为怯懦,所以是他的粗心大意招致了杀身之祸。

笔者觉得吴被刺固然与他的粗心有关,但仅仅看成粗心所致,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 六镇驻扎石家庄的只有吴鸿昌统带的十二协,十一协已被派赴汉口前线,“原有司令部的僚属均被调离分散,随从吴本人的很少”(《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37页)。

吴禄贞身边自己的力量本来就十分单薄,此次到石家庄前线后就更显得弱小。所以,在“宣布采取革命手段,明晨直赴北京”,“有不服从者即以军法从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3页)的命令之后,当场便遭到反对,吴禄贞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后,也预感到局势的危急,头脑逐步清醒,并为之感到“心跳”(《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3—224页)。

为防遭人暗算,吴禄贞等人曾到办公室后的花圃里躲避,第一次凶手到站长办公室行刺时未发现,吴禄贞等人刚从花圃回办公室时,与第二次行刺的凶手遭遇。笔者认为,面临马蕙田这样的警卫首领都参与的集体事变,即便再增加几名卫兵,肯定也是无济与事。

吴禄贞在政敌环逼的险恶对峙时,公然宣布对不服从命令者军法从事,就迫使政敌向他举起屠刀,招致了无法躲避的灾祸。即使七日凌晨没被杀害,翌日起义中能不能幸免亦很难预测。 虽然吴禄贞殉难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精神永远被后人所铭记,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

不管是回忆录、纪念文章,还是史学论文,在评价吴禄贞殉难造成的影响时都一致认为,他若不死,“其事业必大有于中国,并影响及于世界无疑”(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中册,第235页),“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赵宗颇《吴禄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98页)。

有人具体分析说:“他当夜不死,翌晨会同山西军队与张绍曾、蓝天蔚的队伍向北京进攻,清廷即可推倒,不会给袁世凯以进京操纵和谈的机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5页)。

还有人则断定,“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

然则绶卿死而因之死者千万人”(张元济:《附录吴绶卿先生遗诗序》,《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人们对吴禄贞的怀念和对他的牺牲所表示的惋惜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冷静地正视历史的话,就需要对上述“吴禄贞七日凌晨如不由于粗心而被杀,中国历史就会重写”的说法进行重新认识。

当然,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已对此作了回答,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对以往的假设再认识,目的在于说明客观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