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错误 1967年刘少奇指出“文革”路线错误想辞职回延安种地
原标题:1967年刘少奇指出“文革”路线错误 想辞职回延安种地
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斗争愈演愈烈,到处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大小赫鲁晓夫”、各种“反革命”以及“保皇派”……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武斗,生产被破坏,法制遭践踏。
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他说:“在我主持中央工作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没有搞过阴谋诡计。
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要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父亲神情严肃地望着家人,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可我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我父亲对我们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规定了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都要受到保障,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这封信依然是如泥牛入海。9月13日光美妈妈被逮捕,我的弟弟妹妹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家里只剩下父亲这位积劳成疾、病魔缠身而又被打伤难以行动的孤独老人。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捺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他们折磨得时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五十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
父亲只有七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可见“四人帮”的用心何其毒也。
当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
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北京指令:遗体就地火化。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六九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刘爱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