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文学自由谈毕飞宇谈新作《小说课》:渴望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

201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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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渴望我的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毕飞宇说,有时候他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他也会把小说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渴望我的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毕飞宇说,有时候他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他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儿,他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和台湾作家许荣哲直接传授故事心法的《小说课》不同,毕飞宇的《小说课》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书中辑录了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

《小说课》,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38.00元

如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中,毕飞宇将自己阅读过程中体会到的那些欣喜、感动、惊讶甚至战栗与读者分享。他认为,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

毕飞宇是一个对文字很苛刻的人。

他可能是最舍得耗时间修改的中国作家之一。一遍遍地修改,导致到最后他看自己的小说时会看到恶心。认真对待小说里面的每个人、每一章,甚至于认真对待小说里的每句话,是毕飞宇早年经历切肤之痛得出的经验,并成为他坚守的信条。

因此,毕飞宇大概是一个与作品修订版“绝缘”的作家;也因此,毕飞宇的眼光更值得信赖。当他谈小说的讲稿《小说课》出版,首先带来的期许是:什么样的小说在他眼里算得上好小说?一个挑剔的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定另有韵致。

2月24日,《中华读书报》在北京专访毕飞宇。

毕飞宇

中华读书报:看了您的《小说课》,才知道自己的阅读多么潦草。这些内容和篇目是如何确定的?

毕飞宇:确定篇目很简单,必须是经典,有广泛性。如果讲过于冷僻的作品,我就要把精力投入在介绍小说上。经典作品大家都熟悉,同学们可以直接进入小说,无论讲哪一个点,脑子里立刻会有闪现。

在备课的时侯我不会把自己当作读者,而是职业读者。具体一点说,把自己假设成作者,主要是去找他,他的感受和他的思路。读小说是可以一目十行的,但是,写却不同,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来,一个字你也不能跨过去。我是用自己写的心态去读的,这样我就可以抵达最细微的地方。

作品的格局可以很大,但是,对写作的人来说,细微处没有了,一切就都没有了。大格局不是粗枝大叶,这个问题就像升火箭,如果你决定做一个格局宏大的火箭,然而,细部不讲究,它的结果一定是放鞭炮。当然,写小说不是造火箭,我说的是意思。

中华读书报: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我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

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原因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我们谈中国的白话诗都要说起胡适的《尝试集》,它确实是经典,因为它是新历史的起点,但是那些诗好吗?我当年可是一边笑一边读的,它的憨态可掬远远大于诗的质量,说胡适憨会招骂,但《尝试集》的憨确实很可爱。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具备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做作家就这样,在写出来之前,每个字你说了都算,发表了,你自己说就不算了。

中华读书报: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

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已经很成熟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有新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中华读书报:您对语言果真这么敏感吗?

毕飞宇:当然,给你举例子。我写过一个小说,叫《枸杞子》,第一句话就是“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我记得很清楚,等作品出来的时候,中间多了一个逗号,就在夏季的后面,拿到杂志之后我很不舒服。

这件事发生在90年代,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长句子,你多了一个逗号,它变短了,我生理上就不能接受。语言是呼吸,这里头的短长只有自己才清楚。你让有哮喘病的人像正常人那样呼吸,那就要出人命,反过来也一样的。

有一次在上海,我碰到了一个文学青年,他拿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的语言了,就是主语谓语了句号。虽然他说的不具有普遍性,但也有道理的。他这话有两点意思,一是我现在喜欢短句,二是我喜欢用句号。

中华读书报:您为什么喜欢用句号?

毕飞宇:我喜欢力量,这就要仰仗句号,因为句号最有力量。它像一把刀子。我特别喜欢“啪”的一下把豆腐撇成两半的感觉。逗号总是藕断丝连的。

从审美上来说,不论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伤感的也好、抒情的也好,但在语言上,我希望它决绝。这是我的趣味。鲁迅对我影响很大,他的表达很清晰。我最爱的就是这种清晰。老实说,我是句号控,我喜欢句号的冷静和克制,我也喜欢句号的身份和体面。

句号是德高望重的爷爷,爷爷说,你回去吧。你必须回去。爷爷多亲切?多慈祥?可是不能抗拒。我不喜欢惊叹号,惊叹号太糟糕了,一惊一乍的,不好看。我也不喜欢省略号,装神弄鬼。屠格涅夫就喜欢省略号,当然,也许是翻译的缘故。我就是因为不喜欢太多的省略号才不喜欢屠格涅夫的。

中华读书报:这种趣味来自什么?

毕飞宇:一个人选择了力量你就必须选择清晰,不能拖拖拉拉的。在我的眼里句号非常有力量,就到这儿了,别给我啰嗦了。我喜欢句号和我开始喜欢短句子有关,它们是配套的。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课》中我第一次看到,讲究语言的毕飞宇也粗犷奔放了,有“伟大个头”、“吃饭去吧”等这样口语化的文字。因为是讲课的内容就必须保持这样的原生态吗?

毕飞宇:这是我刻意保留的。讲稿在《钟山》上发表之前,主编贾梦玮给我打电话,老一套,就是批评我。他建议我把口语化的倾向改了。我没有听他的——这是《小说课》,它来自教室,来自课堂。我希望可以保持现场感。在本质上,《小说课》不是学术专著,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是学术论著,那我的许多观点就需要论证,论证这件事我没有能力做,确实做不来,另外我也不想做。

为什么?我的许多结论是没有办法去论证的,许多地方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阅读直觉,说白了,就是猜想。老实说,这些猜想我觉得有道理,也许可以成立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论证它。我不指望在我这里能出现学术成果,我需要的是激发兴趣,拓宽阅读。

中华读书报:从另一种角度讲,这种解读也是评论。评奈保尔、曹雪芹……您怎么看待作家的评论?有什么特点?

毕飞宇:小说家评论作品时一般不会依靠概念,也不会过分地依靠逻辑,不是不想,是能力达不到。这是我们中国作家普遍性的缺陷,这是实情。当然,格非除外,他是双栖人,他太厉害了。附带说一句,许多人瞧不上学院式的研究方式,那是轻浮。

学院式的研究是一种非常高端的能力,作家可以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没问题,但我们不能轻浮——那我们评论小说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经验,是长期阅读所建立起来的审美能力,是直觉,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可我要说,直觉是双刃剑,有时候,它比逻辑更精确,更生动,但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北。我还想说,大学的文学院只有学者没有作家是个缺憾,但文学院只有作家而没有学者,那就成笑话了,那要误人子弟的。

我说直觉有时候比逻辑更精确可不是胡说。没有一个小说家会彻底放弃逻辑,可小说家基本上还是依靠经验和直觉,当然,也有情感和胆量。讲海明威的时候,我特地提到了海明威对拳击手的描写,他一定会写拳击手的背脊、躺下和躲避的目光,为什么?因为海明威本人就是拳击手,他对拳击手的背脊、躺下和躲避的目光一定会有锐不可当的直觉。

我在课堂上说,海明威写这些几乎就“不用动脑子”,但是,什么是“不用动脑子”,我就有责任对学生讲清楚。

这些地方逻辑是说不清楚的。我记得当时我特地请了一位女同学走到讲台上来,她不明就里,刚走到我身边,我上去就给了她一拳头——当然,我不可能打到她,否则我得坐牢去——结果,这个女生闭着眼就转身了,给了同学们一个背。我相信,在这个点上,所有的同学都懂得海明威为什么要那样写了。

中华读书报: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宇: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读经典当做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

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能学习到什么不重要,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我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谦虚,其实我是骄傲。我说,如果没有阅读,我的写作抵达不到现在的层面。我基本上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我经常在替别的作家“写”。就阅读而言,这个习惯并不好,但对于我而言,恰恰是别开生面的阅读方式。

中华读书报:您都替谁“写”过小说?

毕飞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檀香刑》——我都替他写过。我和他的区别远远大于重合,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原因。《透明的红萝卜》和我的契合度还是挺大的,那里面有我的生活场景,可是,《檀香刑》就麻烦了,它不在我对小说的认知范围之内,尤其他对凌迟的描写,太吓人了。

我不是说凌迟吓人,是说莫言对凌迟的小说处理吓人。我估计没有几个人会像他那么干,可他就是那么干了,那是要把作家写死的知道么?余华发明了一个文学感念,叫正面强攻,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莫言会选择在这么一个地方去正面强攻,那需要消耗多大的能量?不写作的人不一定能体会得到,那个太考验我们的神经了。

我和敬泽老师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敬泽说,这就没办法了,莫言就是有那么大的能量。

中华读书报:在重新理解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毕飞宇:谦卑。

中华读书报:您写作和讲课,都特别重视美学。您是怎么理解美学在写作中的意义?很多作家只会写,但很少像您这么清晰地提炼出来。

毕飞宇:美学是作家的软件,无论你怎样运行,都是软件在工作。一个作家的美学素养决定了他的一切,简单是说,就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是作家的维度。

中华读书报:是否与你们这一代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与文化氛围有关?

毕飞宇:是的。跟50后之前的作家比较而言,60后的作家带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尤其是先锋作家,不仅去故事化,有的时候甚至是去人物化。正是由于这样的美学倾向,形成了60后这代作家的共同特征,我们的文体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育。

老实说,在艺术的准备上,我们都比较充分。余华、迟子建、格非、苏童、李洱、艾伟、东西、红柯,韩东,朱文,李冯,还有远在美国的李大卫,我很喜欢他们,我也是他们的读者。我们有我们的自觉文学,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文本在那里呢。

中华读书报:这种“自觉性”对写作的影响是什么?

毕飞宇:自觉文学和非自觉文学很不一样,不自觉的文学有可能出好作家和好作品,但是,那个带有偶然性。自觉的文学就不一样了,绝不会写到哪儿算哪儿。自觉文学是有美学确认的文学,有价值追求,有风格追求,有语言追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作家都不是靠生活积累才成为作家的,是他们在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是作家了,最起码,在素养上是,在认识上是。那些作家在语言上的标志性都非常强,很风格化。他们的辨识度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说,自觉文学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做出了贡献,当代文学毕竟已经抵达这个高度了,这个用不着假谦虚,这是任何一个批评家也否定不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