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的遗嘱设立：为什么立一份有效的财产遗嘱并不容易

老人去世没立遗嘱，或者子女觉得遗嘱不公，继而亲人反目法庭相见，是家庭伦理剧的常见桥段。现实中，财产继承纠纷也不少，最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公布的数据还显示，遗嘱继承类案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国人为何不爱立遗嘱，立了遗嘱为何还会有继承纠纷？

不立遗嘱，立的遗嘱无效，可能变成一个大问题

7月24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会上披露的一串数字让人唏嘘不已：2014年新收遗嘱继承纠纷案件56件，2015年为109件，2016年为121件，2017年上半年已收案90件，预计全年收案量将达到历史峰值。

随着国人财富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快，财产继承纠纷变多，并非一时一地特有之现象。据《法制日报》报道，江苏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法院受理的财产继承纠纷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财产继承纠纷案件增加，原因有二：一是没有遗嘱。这自然会引发纠纷，以广西南宁为例，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当地法院判决的98件财产继承纠纷中，超过六成没有遗嘱；二是被继承人立的遗嘱没有法律效力（为何无效会在下文详解），于是继承人选择走司法途径维权。

小的财产继承纠纷，会破坏骨肉亲情；大的纠纷，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2015年，71岁的山西焦炭大王阎吉英去世，因其去世后未留下遗嘱，导致其妻子、情妇和6个子女为了遗产展开激烈的争夺。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他的公司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竟停发工资。

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是，中国2.2亿老人中，仅有1%订立了遗嘱。如果现状持续，未来因财产继承引发的各类矛盾可能越来越多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立遗嘱

说到中国人不爱立遗嘱，很多人都把责任归于传统文化——在中国，死亡是禁忌，活着的时候立遗嘱，是在诅咒自己。

这种解释不能说错，但肯定不全面。要知道，“怕死”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有宗教的抚慰，现代西方国家依然会开展死亡教育，帮助人们更理性地面对死亡。更何况，忌讳死亡，也不意味着人们不做和死亡有关的事情——过去，老人身体健康时，就会让家人把棺材做好；有的皇帝一登基，就开始给自己大修陵墓。

中国人不爱立遗嘱，和古人没有完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更大。学者魏道明在《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历史研究》）指出，现代意义的遗产继承制度，需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为前提，传统家庭观念和亲属观念的淡化为辅助条件。

他认为，一般而言，古代中国社会的个人所有权表现为共同共有权，个人不该也不能拥有单纯的个人所有权。所谓不该，是指传统伦理自始至终要求民众“敬宗收族”“共聚同食”，独立的个人所有权有悖于孝悌观念。所谓不能，是指从礼到法都极力排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在产权关系上强迫实行以“大功同财”“同居共财”为形式的亲属共同共有制（大功之亲，指祖孙三代以内，“同居”的规模一般止于大功之亲）。

现存的历代律法，从唐《永徽律》到《大清律例》都明确规定同居家庭必须实行共财制度，禁止同居成员拥有个人私产，所有收入皆不能私自留存，而要上缴同居团体作为共有财产，由家长统一调度、管理。

史籍中屡屡出现的所谓“遗嘱”“遗命”“遗诫”等，不过是家长对子孙分家时的训诫，一般不涉及家产的具体分配；有些虽附有家产分配清单，但也只是家长作为名义上的主持人，按法律的规定进行分配，不能根据个人意愿随意分配。

这种财产分配传统，恐怕才是中国人没有遗嘱习惯的原因——财产如何分配早有礼、法规定，具体操作由家族权威主持，立了遗嘱也没啥用。

即使到了现代，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不少老人还有很强的家庭观念：自己死后的财产分配，得和亲戚、子女商量，甚至觉得子女不同意，立的遗嘱也没效力。实际上，按照我国的《继承法》，只要所立遗嘱是自己的真实意思，且内容合法有效，遗嘱就是有效的，不需要征得继承人的同意。

为什么立了遗嘱还会无效

说完了国人不爱立遗嘱的原因，下面说说为何现在立了遗嘱还会无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遗嘱形式只有五种，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如果遗嘱经过了公证，基本上100%有效，即使子女对财产分配不满，也只能忍了。

不过，公证遗嘱要由公证机关办理，变更遗嘱比较麻烦，如果老人临终想变更遗嘱，万一不及时，就可能无法变更。因此，很多人会选择自书或代书遗嘱这两种形式。不过，对于法律知识不足的老年人来说，想要自己立一份有效的遗嘱并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遗嘱所能处分的财产，只能是遗嘱人的个人财产，家庭共同财产要先确权，再分别订立遗嘱，如果订立共同遗嘱，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如果遗嘱没有考虑这一层，遗嘱人所立遗嘱很可能无效。

以财新网的报道为例，北京的何先生和老伴金女士生前主要由二儿子赡养。2009年何先生和老伴立下遗嘱，内容为夫妻二人的共有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如一方先去世，则由健在一方继承去世方份额。最后一方去世后，房屋全部给二儿子继承。

该遗嘱由何先生书写，末尾处写有“老伴不识字，本遗嘱也完全符合老伴的意愿”字样。而后何先生在2010年去世、金女士在2014年去世。当二儿子想持这份遗嘱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却遭到了其他兄弟姐妹的反对，遂诉至法院。

西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何先生所立遗嘱虽写有符合老伴金女士的意愿，但金女士未签字确认，既不符合自书遗嘱形式，也不符合代书遗嘱形式，故只能认定何先生对自己份额处分的遗嘱内容有效，房屋在何先生去世后先由金女士继承，金女士去世后未留有遗嘱，房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其次，不少老人因在病中，或文化程度有限等，往往请人代写遗嘱。对于代写遗嘱，我国继承法对格式的规定很严格：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如果代书遗嘱存在日期记载不清、代书人未签名、代书人非见证人等“细枝末节”的瑕疵，代书遗嘱也可能被判无效。

再次，无论立何种形式的遗嘱，均要确保遗嘱人有完全行为能力，因为按照我国《继承法》，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简便有效的立遗嘱，不应该是难事

从长远来看，减少财产继承纠纷，需要公众转变观念，尽早订立遗嘱，但国家和其他社会角色也不应“静观其变”。

以公证遗嘱为例，其效力最高，也很受老年人青睐。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近3000家公证处的遗产继承公证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不过，一般情况下，进行遗嘱公证需遗嘱申办人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在纸质化办公的时代，有上述要求可以理解；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公证遗嘱理应向网络化、无纸化努力，申请和修改遗嘱便利了，愿意公证遗嘱的人可能会更多。

此外，如何立遗嘱虽已写在法条中，但写了不代表人们能懂。以日本为例，为了帮老年人有效订立遗嘱，很多城市都开办了遗嘱培训班，这些培训班通常由律师事务所或企业举办，主要讲授如何撰写遗嘱，讲解成功的遗嘱范例，并现场答疑，通常老人可以免费旁听。这种普法形式值得我国借鉴。

如果政府觉得力有不逮，还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公益机构在推动遗嘱登记和普及，除了提供知识服务，还制作了了不少遗嘱范本，并建立了自己的遗嘱数据库。不过，这类组织的数量依然很少，如果政府能制定一套完整的标准，并给予这些公益组织更多的支持，也有助于我国的遗嘱普及工作。

总之，内有动力，外有经验，立遗嘱更简便有效，并非可望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