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人感到头疼的“熊孩子”难题：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逢年过节，寒假暑假，倾巢而出的孩子们“占领”公共空间，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景。由于不少家长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孩子们的某些行为往往给其他人带来了极大不便和不适，因此引来一片讨伐， “萌娃”变成“熊孩子”，也成为“厌童症”群体的“病因”之一。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实，不得不承认：“有孩”一族已经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作为“单身狗”的叔叔阿姨们应该如何在“恐童症”、“仇童病”中挣扎求存呢？

“熊孩子”小考

“熊孩子”曾是对调皮孩子的爱称，当下却逐渐衍生为“调皮捣蛋惹人厌”的代名词。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是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儿童的年龄是 0 到 14 周岁。艾力克逊（Erikson）的心理社会性阶将儿童分为四期，包括婴儿期（出生到１岁）、学步期（２到３岁）、幼儿期（３到６岁）、儿童期（６到12岁）。我们遇到的“熊孩子”，大多集中在幼儿园到小学中低年级这个年龄段。

熊孩子的常见地点包括了一切公共场所，尤其是高铁、电影院、电梯和飞机等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处于灰色地带的地方。而他们的行为特征则是乱踢椅背、组团开黑、走道奔跑、公放动漫等影响其他人的行为，通常无法通过友善提醒而制止。比如微博上就有人这样说：“我的墨菲定律在于，飞机高铁碰到在后座敲砸踹踢椅背的熊孩子的概率高达 80%。注定即将进行的长达十二个小时的飞行又不会轻松了。”

一般认为，“熊孩子”的性格，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2 岁以下的儿童会以各种感官感觉去认知外部环境，因而有了各种哭闹。幼时自我中心（egocentrism）是指婴儿无法以他人的观点来考虑现实的状况。皮亚杰的实验发现，儿童倾向以“自己眼睛所见到的状况”类推他人所见，因而推论 4 到 12 岁的部分孩童无法区分自己与他人眼睛所见的景象。总而言之，儿童式的自我为中心是有据可考的，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应该是……

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

针对闹腾的孩子，新浪微博曾围绕“如何看待‘熊孩子’？‘熊孩子’该管教吗？”的问题进行调查。其中 2000 多名网友表示：“淘气是孩子天性，应该尊重天性。”与此同时，亦有高达 28000 多位参与调查者认为，“孩子都是教育出来的，不能看其搞破坏听之任之。那样也不利于 TA 的成长”。如果我们认同后者的意见，那么教育之责应该落到谁的头上呢？现实又是如何呢？

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熊孩子时，一般人通常会通过提醒熊孩子身边的家长来降低矛盾冲突发生的几率，然而得到的反应往往是劈脸而来的这般话语：“他还是个孩子啊！”、“孩子不都是这样吗，谁家孩子不这样？”、“看你就没有孩子！”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种种关于熊孩子的抱怨和新闻报道中，总少不了“熊家长”的身影。比如《法制日报》就曾刊出一篇文章《媒体调查“熊孩子”背后：常有素养缺失教育错位的“熊家长”》，其中写道：“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每每谈及熊孩子，往往都会涉及熊家长。…… “当孩子做错事时，有的家长不是好好教育，而是马上站出来为孩子辩护，动辄就说还只是个孩子，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如此苛刻？这样的处理方式，孩子从中接收到的信息是自己犯错没什么大不了，应该被原谅，无论做什么都不需要遵守规则，也不用负什么责任。”

而熊家长们之所以纵容孩子“出格”行为，一方面是认为儿童调皮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依旧把“好教育”定义为“好成绩”。

在心理学人格发展理论的视野中，家庭教育不是教育的全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是培养孩子品性的大课堂。

而这一大课堂，早已吹响了战斗的集结号，在媒体描绘的社会镜像里，当下的大多数国人似乎都陷入了（学校、社会）教育焦虑之中。社会底层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命运，中产拼尽全力投资教育试图维护并提升自身阶层，社会顶层则直接将“精英”的基因遗传了下去。重要性决定了教育成为了一场投资的竞赛，竞争的起跑线已经画进了娘胎。竞争催生了资本的注意。根据机构数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幼教产业存在 5000-6000 亿元的市场空间。

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通过更多的教育投资让子女获得更为丰富的知识积累，更为突出的综合素养，更为充盈的人格魅力。在这其中，中产对教育的关注尤为强烈，以至于他们的教育焦虑，基本以每月一次的频率成为舆论中心。比如一篇新闻报导中曾经这样写到：“中产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遗憾的是，熊孩子的“产出率”，在中产家庭中似乎依旧很高。高投资教育，似乎并没有阻止培养出花招更多，更加蛮横无理的熊孩子。

目之所及的大多数熊孩子似乎都出现在高铁上，飞机上，大多数被报道的熊孩子也都是城市子女。他们习惯于我行我素，在公共场合，唱歌音量要高，玩闹幅度要大，破坏力要强……巨额的教育投资里难道没有一点用在德育之上？

事实上，当教育变成了投资竞争、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子女品质和人格的培养便无法顾及。在另一篇媒体报导中，一位接受采访的家长说要将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为此他斥巨资提供给孩子教育，当被问到什么是“正常人”时，他回答说：“像我们一样，读了大学，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有自己的价值观，做人比较靠谱、比较善良，这些基础的要求，就行了。” 

因此，中产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目的明确——眼界开阔，技能出众，可以胜任一份脑力工作。落实到具体的学校教育中，孩子们只需要在成绩上出类拔萃，在最后的百团大战（高考）中脱颖而出。

我们看到，2014年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生家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对北京、黑龙江、江西和山东四省市 2 万名家长和 2 万名小学生分别进行了家庭教育相关问题的调查。调查发现，其时家长最关心孩子的方面从高到低依次为：健康安全（65.95%）、习惯养成（55.47%）、日常学习（53.58%）、人际交往（37.89%）、自理能力（33.75%）、性格养成（28.09%）、兴趣爱好（19.47%）、情绪情感（11.93%）。由此可见，学习成绩压倒人际交往、自理能力和性格养成，成为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

2016 年 7 月，基于 6863 份有效问卷，教育门户网站“家长帮”和“好未来公益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一、二、三四线城市对家庭教育问题关注具有较大的重合度（80%），问题包括小孩生活懒散、没有明确学习目标和计划、缺乏学习自信、自控力差，玩手机等等，学校学习问题仍然是家长最关注的。而成长和道德问题，例如是否存在“自我中心”倾向，在家长眼中，似乎“不成问题”。

基础的学校教育变成了彻底的分数排名至上教育，教育产业也早已为孩子的各项技能一一设立好了与之对应的培训班。父母的任务就成了挑选具体可感的投资项目，缺气场和表达能力？那就报演讲班；缺音乐天赋？就报各种声乐、乐器班……诸如此类。投资成果最终会通过各项数据一一呈现。

更有甚者，教育投资成为部分父母标榜个人身份的评价标尺，上上下下都透露着金钱与狭隘，也让孩子沾染上了焦虑的攀比心理，他们自然会目中无人，恃强凌弱，卖弄显摆。

概而言之，教育投资终究是为了日后的收益，它挡不住熊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无处安放的言传身教

如何预防熊孩子？答案只有一个，父母的言传身教。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教育部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早期儿童纵向研究（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研究人员挑选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 2 万名幼儿园及小学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用以探究孩子成长的家庭影响因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avid Levitt）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实验的结论：只有父母本身的特质，即“父母是怎样的人”，才能影响孩子的学业表现；而父母针对孩子的行为，即“父母为孩子做了什么”，并无意义。概而言之，你本身是什么样，你的孩子就是什么样。

而图书市场上汗牛充栋的育儿图书，教育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教育培训机构，都在教大家怎么育儿（parenting），却没有教大家如何为人父母（being a parent）。

《华尔街日报》就曾在一篇名为《育儿的世纪误区》的文章中这样提醒：

“中产阶级父母执迷于一些细枝末节的“育儿”问题。比如，我们应该跟孩子同床睡，还是让他们在小床上哭个够？推婴儿车时，宝宝的脸该朝着行进的方向还是朝向父母？孩子的作业量应该是多少？孩子每天玩几小时电脑最合适？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差异将对孩子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太多可预测的影响。”

除了育儿方法的南辕北辙，更让人焦虑是无处安放的言传身教。起早贪黑的工薪阶层自顾不暇，每天都在上演同样剧情的——“爸爸去哪儿”，他们回到家不太可能满脸笑意，心平气和，端上一杯清茶和孩子谈天说地。真实的场景应该是，面容憔悴，筋疲力尽，到家鞋子一扔，心不在焉，心烦意乱，直接瘫睡在沙发上。

经济相对富足的中产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在职场中虽不是最底层员工，但也没有站在食物链顶端，他们身边都是如狼似虎的同事、朋友，拼孩子，拼房子。他们拼尽全力想给孩子最好的，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不比别人差的“富二代”。在父母无可奈何、却又下意识的日常的焦虑、攀比之中，很可能潜意识地影响着子女的品格特征。

要杜绝“熊孩子”吗？那首先要不做“熊家长”，然而在压力和焦虑面前，谁又能如此轻松地调整好状态呢？下一次在高铁上遇到“熊孩子”和“熊家长”时，你的情绪里不该只有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