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清死了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清朝!清朝到底做错了什么?

当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开播,社会上挂起一阵历史风,这本是好事,但就有人喜欢把历史和当下的“现实责任”联系起来,于是谁将为中国的没落买单的问题被一再炒热。而令网友千夫所指的即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

佛洛依德曾把一群人在反复鼓噪下出现的某种精神狂热或亢奋现象叫作“集体催眠”,这种现象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都出现过。而另本人三生有幸的是,我竟然能在21世纪的中国网络亲眼目睹这种“精神病盛况”。似乎只要一有清朝导致中国落后的文章出炉,都能激起底下一群人“捶胸顿足”、“泣血痛骂”。

凭良心说,如果非要清朝背负科技、文化落后的包袱,需证明清朝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上与前朝有着骨架上的差异,但遗憾的是,网络上的“思想家”们没有给出任何相关的证据。其实循着中国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就从未发生过根本性改变,秦朝是行郡县,后面的历代王朝还是行郡县,皇权与儒生集团组成的政治力量把中国抓的死死的,任何破土的新苗都无法在这棵参天古树下茁壮成长。

说到科技,四大发明的确骄人,然而真正把这些发扬光大的却是欧洲人,中国的火药技术自诞生以来就是凭经验配比,到了清朝还是凭经验配比,作鞭炮赚钱比造炮弹更实惠。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基本核心就是实践理性。

李鸿章与英国首相合影

网上总有一些人喜欢陶醉在自我催眠构制的臆想之中,认为如果不是清朝入关终结了一切可能,晚明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初署。的确,晚明社会出现了农民与土地分离,工商业城市繁荣的迹象,这与英国圈地运动颇为相似,但是细致对比不难发现,两者存在质的差别。

面对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英国都铎王朝在16世纪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放逐流浪者返回本国即处以死刑的条例,迫使失地农民转化为无产者。然而面对同样情况的大明君主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在1441 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对失地农民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

与英国政府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流动不同,明朝政府用招抚的办法,让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以维持地主经济结构的稳定。而与英国大量失地农民流向城市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明末流民涌入城市是王朝崩溃的前兆。

乌什酋长献城图

再说城镇发展,欧洲的城市是封建农村经济对立的产物,也是封建专制统治最薄弱的地方。而中国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几乎也是专制王朝控制最严的地区,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开封再到明朝的北京,中国大一统王朝以政治中心为经济中心的趋势从来没有变过,这里虽然经济繁荣,但是市民阶层也始终没有强大过,虽然明朝出现了市民与下层官僚联合罢市的现象,却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其实明朝末世的城镇繁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有现象,王符在《潜夫论》中就描述过东汉末年市镇繁荣的景象:“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

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本是历代王朝末世的常景,难说有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反观清朝,虽然入关前期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但自康熙亲政后,立即废除了鳌拜专权时期的弊政,停止满洲贵族的圈地,并于1669年搬诏,将十七万倾明朝藩王的“荒熟田地。

。。。交予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为其永业,名为‘更民田’(见于《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为了鼓励垦荒,康熙还动用正项钱粮给无业之民“置立房屋、每户二间”,并给予“口粮、种籽、牛具、令其开垦,即给与本人,永远为业。”正是康熙一系列恢复农业发展的政策,才使清初混乱的局面得以稳定,为日后长达115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谈到康乾盛世,也是网上垢病最多的,有人认为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假盛世”、“贫穷盛世”,甚至有人否定她的存在。但是当时却出现了众多时人对那一时期的描述,如“正直太平盛世”(出自沈复《闺房记乐》),“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于敏中:《贺平定西域表》,《素余堂籍》卷二十五)。

就连在《古无正统论》中否认清朝正统的袁枚也在其著作《随园诗话》中说:“生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

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査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斎,名流宴咏,殆无虚日。”可见,康乾盛世之说并非虚妄。这点清末民初史学家王先谦在其《东华录序》中也评论道“高宗皇帝(乾隆)仰绍诒谋,以育。天受神武,成两朝未竟之志。。。。。。。。定立贤之策,善继述,于斯为盛。”

圆明园大水法复原图

坦白的说,当历史的车轮驶上大清王朝的轨道时,皇权确实一度膨胀过,也出现过钳制文人思想的“文字狱”,这也是网上一些人攻击清朝集权专制,阉割汉文化,断了儒家道统的主要依据。然而历史上,正是清朝吸取晚明学界空谈误国的惨痛教训,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也正是清朝在1687年颁布《孟子庙碑》把孟子放到亚圣的地位,到1689年又颁御制《孔子赞序》,康熙还于1693年,在阙里圣庙落成之际,派皇三子、皇四子前往致祭,给予圣人孔子以无尚的地位。

我实在看不出这一系列举措断了哪家的统,割了哪家的道。每当有人提起清朝的文字狱,都喜欢把她和明末所谓的进步思想作比较,从而得出清朝黑暗、抑制思想的结论。先不说这种比较是否客观,就说清朝文字狱本身就没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清初顺治时期,天下未定,羽书旁午,用兵各地还来不及,哪有精力去检查、挑剔汉族士大夫的文字呢?到了康熙年间,由于鳌拜专权,出现了打击、祸罪汉族文人的恶性事件,但是不久康熙便清除鳌拜一党,文字狱恶性泛滥之势立刻受到控制。

乾隆画像

从康熙亲政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发,这四十几年间康熙都是宽文网。可以说当时的思想界还是相当活跃的,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陆续结集出版了,僧函可《千山诗集》就是一例。此外,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

顾炎武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

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即使清代文字狱集中爆发的乾隆朝,据学者统计,有明确记载,时间确定的文字狱也只有58起,至多不超过100起。

不错,明末是出现了李贽这样的进步思想家,但当时士人对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毁其书刻”,不予接受。而鲜为人知的是,清朝在18世纪也诞生了一批进步思想家,以袁枚和催述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皇权的正统论提出了质疑,而袁枚更是对清朝的正统地位直接发问,乾隆年间的学者尹会还在其著作《四鉴录》中提出了限制君权的主张。

可以说,从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激进学派,到清中后期以尹会、袁枚等为代表的反专制学派,清朝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虽然这些学术论著还不能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但却为19世纪中期,中国初步接受西方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象魏源这样晚清的开明思想家,绝不是突然受到启发才写出《海国图志》的。

清末中国弓箭手

至于皇权专制,从秦朝确立法家的统治地位开始就已固定,中国古代从独相到群相,从群相到废相,皇权一路加强,从未停歇过。科举虽然屏蔽了门第观念,但也为进一步思想控制埋下了伏笔,唐太宗就曾骄傲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给某个王朝的做法是一向被史家所不齿的,中国历史到了清朝,皇权确实加固了,但同时也保证了四方的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朝与前朝对比一直是沿着中国自己的道路前进,而绝不是象某些网文说的那样出现了所谓“崩塌氏”的大衰退。清朝拜孔孟、倡儒学,开科举、复农耕,哪一点没有“中原王朝”的样子。

有些人一直强调,批清是为了反思和文明的复兴,然而反思的是什么?复兴的又是什么?翻开清末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是晚清立线派代表人物之一,这个人几乎名不见经传,但在一百年前他却喊出了:“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权威的政治机构”这样的话。

一百年来,他的话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可当时,这样理性的呼声迅即淹没在一片狂热的口号声中。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GM史,100年来我们习惯了喊口号和群殴,却丢了人文的终极关怀和理性的思维能力。中国一直不缺少智慧的思想家,却缺少支撑他们的土壤,相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呼声总显得那么单薄无力,难道这样的悲剧还将贯穿于我们的21世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