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英剪纸 试论民间剪纸哲学语义的嬗变——从徐州剪纸艺人王桂英谈起
内容摘要 文化的更迭变迁,使得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被人抛弃和遗忘的民间剪纸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复兴,新的文化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观。“民间”这个加在“剪纸”前面的关键词语义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间剪纸原有的哲学语义在嬗变的过程中形成了另一种体系。 关键词 :民间剪纸、内涵、形式、嬗变
民间剪纸起源于古人祭祖祈神的活动,根植于民间生活,是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表达了劳动人民趋利避邪等生存要求以及美化生活和祈福求安的美好愿望。当我们提到民间剪纸时,马上想到乡村的巧手老大娘,想到了蕴含在其中的"贫困"之美。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民间剪纸"这个词所蕴含的本源语义悄悄发生着蜕变。
一、自然主义生存意识的淡出
传统的民间剪纸表现为质朴的形式,原因是从事剪纸活动的人均是因日常性生存所需而表现自我所完成的一种行动。王桂英和众多乡野艺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信仰着灶王爷、财神等诸神,农闲时借剪纸释怀自娱。其剪纸特点属于现代美学厚爱的"拙陋"型,在当地红白事上,除了扮演喜庆、祭奠角色,还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如果用哲学的视野去看待王桂英早年的剪纸,她的最高境界是将一切诉求与祈祷巧妙地融于应有尽有的剪纸表现中,虚化自身的贫乏境地,以融于天地的大我意识来彰显自己精神上的富足,这种哲理也存在于众多田野艺人的作品中。
复旦大学杨乃乔在一篇专题文章中准确地定位了王桂英:"剪纸行动是她贫困生活构成中的一种自律性元素,因此,在时间性序列上,王桂英的剪纸是对她生存境遇的反映性呈现,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自然主义创作。"[1] 民间正是依靠这种相对共同的精神追求来维系着一个群体的和谐发展。
自然主义创作的轴心意识存在于深厚的生活土壤中,与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传统民间剪纸活动的主体意识。早期的民间剪纸形式尽管体现一定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但不是纯粹的艺术活动,文献有"祭祀之日剪人影"的习俗,杜甫在《彭衙行》中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诗文。
[2] 因并非有心于艺术的营造,剪纸的形态才会不事雕琢,呈现稚拙的状态。我国南方的驱病"人影",北方黄河流域的"抓髻娃娃",都有着相似的功能及风格特点。
今天,我们的无神论科学观无形中淡化了民俗中的信念,连日阴雨天再没有人在门口挂上扫天云的扫晴娘了。旧的习俗不再,剪纸依旧,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改变使得民间剪纸原有的生存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后现代美学的介入、人们一定程度的猎奇思想、民间情结的作用,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一度掀起将原生态剪纸"雅化"的浪潮,使其成为最具时尚性的艺术,本质上属于民俗的剪纸,摇身一变由非主流进入主流艺术。
由于我们对传统民间剪纸提出了整理、保护发展的构想,这种多方参与的研究、保护,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民间剪纸,王桂英等许多民间艺人也由普通农村妇女身份转变为职业剪纸艺术家。
旧时人们只是在婚丧嫁娶、岁时庙会等场合见到民间剪纸,今天已不再局限于这些时间、地点。在餐馆、茶社、娱乐等场所也常有剪纸悬挂,以供人们欣赏,却没有人去追究剪纸的文化内涵,只是满足于视觉的快感,使剪纸成了日常审美活动,剪纸也因此具备了当代独立的公共审美价值,以往以地理与种族为依托的民间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同化。
豫西黑色剪纸是民间剪纸的一朵奇葩,被赞誉为原汁原味的艺术,而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豫西尚黑习俗日趋淡化,剪纸风格已突破其地域性和群体性,具备了更大意义上的剪纸艺术发展空间。这或许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理由来恢复旧时的民间剪纸习俗。
现代剪纸的创新之路是个体独自要完成的艺术历程。民间古老的集体传承方式的解散,促进了剪纸作为一种现代手工技艺在社区和校园的广泛流行,参与的艺术家、社会公民也越来越多,剪纸逐渐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以及深度反映社会问题。
优秀艺术家的剪纸创作充满实验性和对艺术的敏感性。比如,吕胜中的剪纸符号"小红人"突破了民间剪纸的局限,幻化出阴阳相生的当代艺术空间,给人带来艺术与人、艺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思考。吕胜中在博客中说过: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是生命象征的母题的延伸。
乔晓光的剪纸也深受黄河流域民间剪纸的影响,在视觉形式及内涵上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剪纸的可能性,作品《食谱》中貌似丰盛的美味,用钝拙的手法警示了人们贪婪的食欲。乔晓光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和这些作品对话,就在于作品直面现实。
二、从自娱性到娱他性
传统乡野艺人做剪纸时,尽管经常是有目的的活动,却很少受利益驱使,内心世界既是艺术之境,也是超越现实之境,没有了利益欲望和知识作基底的知觉活动,这种"大美"意识能给人带来快乐、自由。民间流行一句谚语 :"一把剪子剪到老,修身养性乐陶陶。"有了如此胸怀,才能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在文化大一统的语境下,"中国剪纸"现象与来自湿地文化的生态语境渐行渐远,剪纸几乎只是作为一种技术而存在。2013 年,徐州民俗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徐州非物质文化展演活动",艺人面对媒体镜头,娓娓述说着似乎背熟了的创作思路,还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美学思想。她们把重心落在了艺术形式的追求中、作品的商业推广中,其典型的娱他性、迎合性特征不免让人小有失望。
进入商业的模式则意味着要完成接受者的意愿,艺术家为此必须全力以赴,利益带动民间剪纸艺术的职业化倾向,传统意义的民间剪纸由茶余饭后的自娱自乐性转变为娱他性。近年来,商品市场上确实活跃着一批剪纸艺人,他们频繁地参加名目繁多的大赛,成为物质的赢家,为了拿大奖,一幅比一幅大,内涵却空泛,在媒体的作用下,容易误导真正潜心创作的剪纸艺人和我们的学生。
用诸葛铠先生的话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有所安慰,"再生的传统往往是一种形式和符号,它的内涵多半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流逝。
然而,这些形式和符号毕竟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或许,这就是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归宿"。[3] 失去了湿地这块沃土,本源将不复存在,能够以商业的面貌而使得民间剪纸繁荣起来,这也许真的是个无奈的选择,从形式上来讲也许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途径。
就连湿地文化中的艺人也在发生着这种变化。马凯臻先生于 2001 年拍过一部王桂英的纪录片,片名《干妈》,这部片子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如今的王桂英也学会了讨价还价 :"我要十块钱,在北京的话不止这个价,纸不值钱,我卖的是艺术。
"还乐滋滋地剪出了《电视台采访我》。库淑兰等许多民间艺人也曾受到利益驱使。由于信息语境的来临、现代媒体和技能的影响、时尚元素的更新等,乡村艺人也逐渐达到了与市民审美标准的一致性,这无疑影响了民间艺人的思想和审美形态的变化,越是精致细腻的作品就越有市场,却缺乏创造力。
王桂英就曾说 :"我也剪喜羊羊,剪得像一些,好卖。"而"粗拙"只让少数艺术家如获至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格的剪纸终将成为供研究的资料。我们无法抱怨原生态剪纸的淡出,更没有理由让乡土艺人依然保持着本源的素养,这是当代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乡土剪纸艺人和欣赏受众都是手工劳动者,是平等的邻里关系,几千年的手工业时代都没有涌现剪纸创作高潮,是今天对民间美术的玩味、品鉴,使得剪纸空前昌盛,其有别于绘画艺术的特点使其迅速成为各个领域的主角,这是剪纸创作出现娱他性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真"的展现到"虚饰"中的先天不足
王桂英的神来之剪记录了一个普通苏北女性的纯真和豪放,用她的话来讲是"铰心里想的,眼前过的"。在她的作品《鸡》中,一只鸡剪了三个头,伸向不同的方向。有观众表示诧异,王桂英用浓重的乡音回答得很简单 :"鸡吃食时不就这样么!
"她将鸡吃食时抬头低头的动态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使画面增添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种作品我们往往给以"现代造型"的美誉。有趣的是,在她的《四季》个展研讨会上,当艺术家们热情高涨地讨论王桂英剪纸的学术价值时,王桂英自己却因为听不懂都要睡着了。
1. 王桂英剪纸《鸡》
在传统的民间剪纸中,对动态的表达往往是对事物的一种恒定认识,比如,剪纸中会用两个侧面、一个正面的三面脸来表示认知中人的头部转动,用全方位的哲理空间集于一体,来表达时间与运动是真实存在的。在建筑造型中,能够看到屋里的结构及陈设,因为屋里确实存在这些东西。
我们还看到碗口、水桶口是圆的,但底都是是平的,艺人解释得很简单,碗口就是圆的,底要是不平不就倒了吗?我们似乎发现了造型的真谛,也通常会模仿这种造型形式,但理由就没那么简单了,要从形式的角度,追求稚拙、朴实的样式,追求毕加索、马蒂斯式的创新,对艺术表现力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就产生了许多模仿恒定认识的现代剪纸。
模仿的作品往往只是追求形式上的修饰性,而民间剪纸创作者身份的大量转移也使得"民间"这个词的本源语义丧失。
民间艺人在贫困与卑微中生存得相当怡然自得,这种怡然自得恰恰是当代艺术工作者所不可获有的本真历程。困顿之境、朴拙之大美、不合理中的合情合理,都是当代艺术家在骨子里永远装不出来的,只有少数艺术家可以深刻领悟。
吕胜中在《造型原本》中谈到"真"与"荒诞"时说得特别好:"我们所要警惕的是那种从一开始就将作品定位为荒诞,并不注重解决自己问题,甚至压根就没有给自己提出问题,只是怀着刻意营造诡秘表象的心态,以故弄玄虚来掩饰自己思维怠懒的无奈。
"[4] 佯装天真在遭遇王桂英、库淑兰等艺人的本真时,因其过于商业化及在财物上的富足而显得先天不足,这是现代民间剪纸在模仿乡土民间剪纸境界时的脆弱之处。从传统民间剪纸及当代优秀的作品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像剥大蒜一样的感觉,剥到最后发现每头大蒜中心都有中轴支撑着 ;而模仿来的剪纸却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地剥开,最终发现都是皮。
总之,来源于民间湿地文化的剪纸,无论其怎样被手工仿制,或是被机械复制,一旦成为批量生产的工艺品行销于商业市场,其民间剪纸的原生态哲学语义及美学价值必将荡然无存。当代剪纸需要对艺术的真诚。
注释 :
[1] 杨乃乔:"民间剪纸艺术的生态美学原则:从《干妈》到《剪出的四季》——兼论存在论生态艺术学的建构",《"美学与文化生态建设"国际论坛论文集》,2010,第 36 页。
[2] 杜甫 :《彭衙行》,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年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影印,1992 年,第一册,第515 页。
[3] 诸葛铠:《裂变中的传承》,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第 83 页。
[4] 吕胜中 :《造型原本》讲卷,三联书店,北京,2002,第 1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