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家谱 孙家鼐家族在上海
整天在工地上转,把麦仓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一心要报答孙伯群的救命之恩。 可是这个麦仓造得实在太结实了,不仅地基打得牢,各种材料也都是实打实,以至于七十年后厂子搬迁了,这个麦仓没用了,要拆除时,有关部门用现代爆破技术炸了三次,才算把它炸倒。
笔者曾到现场,亲眼目睹了第二次爆破的情形,只见一串巨响之后,浓烟滚滚,飞沙走石。阜丰里、“三十间”及单身宿舍里的“老阜丰”们,全都跑出来观看,而耸立了七十年的“东亚第一麦仓”,仅仅欠了欠身而已。
范园――孙伯群无奈拜“老头儿” 那时候世面很乱,有钱人家常遭土匪绑票。孙家有这么大的面粉厂及银行,自是树大招风。一天清晨,孙伯群的大儿子孙以晨从厂里“小洋楼”(孙伯群在厂里的住宅)出发去学校,在莫干山路昌化路口不幸遭两匪徒绑票,全家急成一团。
绑匪传过话来,索要巨款。孙伯群害怕撕票,没敢报告巡捕房,但又拿不出巨款,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打探到了消息,说此事与青帮有关。 那时孙伯群的父亲孙多�和他家的女眷住在华山路范园,隔壁的一幢洋房里正好住着一个青帮头子,是杜月笙的师傅,名叫张镜湖,黑道上叫他“老头子”。
此人在江南和长江一线势力极大,手下徒弟无数,但他手下的门徒干了坏事也未必件件都让他知道。
孙家只好抱着一线希望,备了厚礼去求“老头子”。孰料张镜湖倒也买孙家的面子,但有一个条件:要孙伯群去给他磕个头。这个条件实际上并不简单,那时候给他这样的人磕了头,就等于是拜师,等于加入了青帮,然而孙氏家训里是不许子孙加入黑社会的。
但眼下要救儿子,孙伯群也毫无其他办法。这个头一磕,儿子果真就回来了,一个钱也没花。 可是孙伯群从此就无法摆脱与黑社会的干系,尽管他仍干他的厂长,并不管黑道白道的事,但到了50年代要他交代问题时,“青帮”就是其中一条,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遗憾。
怪哉――“国共合作”式的大家庭 孙家原本是封建大家庭,后代筹办面粉业和金融业,与国共两党都没有渊源。
但是抗战中出于抗日救国,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交往,与之常联系的是中共老党员徐明诚、俞守中、刘人寿(化名李清风)、吴道彰(化名何炳欣),那时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新亚通讯社”成员,是抗日的地下组织,而他们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国民党系统中的地下人员,因而具有双重的“地下”性质。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孙伯群还得到过蒋介石的嘉奖。因为根据俞守中的意见,他们需要一部电台,孙伯群就特意从美国进口了一部电台,由地下党员吴道彰任发报员,电台就安置在孙伯群家中,一切由孙伯群掩护。
后来孙伯群将电台捐给“新亚通讯社”,成为该社的董事长。按说,孙伯群为抗日也做过不小贡献,但是后来这些事被弄得很复杂。
解放初,新亚通讯社并入文汇报,孙伯群也就成了文汇报的股东,此乃后话。 孙伯群的大女儿孙以敏是194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领导沪江大学的学生运动。有一天,该校校长凌宪扬跑到孙家,告诉孙伯群:“你家大小姐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了!
”凌宪扬也是留美学生,与孙伯群是朋友,特来通风报信。这时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消息,通知孙以敏暂离上海,孙以敏到苏州乡下躲了一阵,方才逃过一劫。 同是一家人,也有的走了不同的路。
当年被老爸忍辱负重救出来的孙以晨,原先在持志大学读书,抗战中要求上前线,于是去了重庆,是黄埔军校18期学员,毕业后进空军航校,被送到美国培训,回来参加过对日作战,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屡次派出U2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侦察,屡次被击落,后来又派出超低空P2V侦察机。这种侦察机中队是个独立中队,又叫“蝙蝠中队”,因为他们总在夜间飞行,直接受国民党军方高层指挥。
孙以晨就是这个中队的队长,上校军衔,他驾驶P2V数次在夜间往返大陆均无事,然而最后一次碰上了对手。我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陈士珍发明了新招,从上空投下12枚照明弹,使超低空飞行的孙以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歼击机三次击中,在山东境内被击成碎片。
机上共有13人,除11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美国人。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走动了,孙以晨的遗属到山东寻找丈夫遗体,自然不会有结果,只好对着空山祭奠。
孙伯群的小儿了孙以靖(汉德)也是国民党的人,当年因大嫂有了身孕,他因送她去台湾而留在了那里,后来进黄埔军校二十四期,由于枪法好,被孙立人将军看中,任命为卫士长,后来又被“经济部长”江杓相中,从孙立人那里“挖”了过去,孙以靖遂脱下军装,为他后来从商打下了基础。
大陆改革开放后,他经常往返两岸之间,成了活跃的商界老板。 这种“国共合作”式的家庭生活,真不知当初是如何协调的。 总之,最倒霉的除了孙以晨,还有他们的老爸孙伯群。
孙伯群解放后并未因电台并入文汇报而一身轻松,相反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踺问题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新亚通讯社”的真实面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弄成一笔糊涂账,与“潘杨冤案”有关。
孙伯群去送去劳动改造,其他子女也受到牵连。他的二儿子孙以询原在北京第一坦克兵学校当教员,即刻被复员回家;二女儿孙以祁在北京公安部工作,被转业到地质部;小女儿孙以褴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干部,也复员到地方。
更不可思议的还有孙锡三的两个儿子孙以萱和孙以芗兄弟。1949年,他们原本要一起出国留学,临行前其母考虑小儿子孙以芗年纪还轻,于是留在了上海。可是一年后形势变了,想走都走不成。不久抗美援朝爆发,孙以芗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由于外语好,被安排做翻译。
想不到已经到了美国的孙以萱,神使鬼差地当了兵,而且也被派到朝鲜战场。他们两兄弟隔着一条“三八线”,都在军中做翻译,两边营垒互打心理战的宣传稿,有些就出自他们兄弟之手。
若干年后他们都已白发苍苍,相聚时回忆往事,发现当年的营地相距并不很远…… 玩票――孙多�“戏弄”梅兰芳 孙多�是孙家鼐的大哥孙家泽的孙子,曾在天津、上海和扬州当盐务官,手里有钱,与地方实力派卢永祥、何丰林、陈调元均为把兄弟,生平最大的嗜好是“票”戏。
他家住在巨鹿路安丰里,那是自己造的一条不长的里弄,弄堂房子出租,自家住在弄堂口的三层洋房里。抗战前,他收留了十几名京剧界的老艺人,其中有陈桐云(荀慧生的开蒙老师)、周三元(与杨小楼配过戏)、朱琴心(曾号称第五大名旦)、孙老元(当年谭鑫培的胡琴师)、程君谋(程之的父亲,与荀慧生配戏)、瑞德宝(旗人老伶工,武功好手,谭鑫培的搭档)等等。
他家楼下大客厅,也变成了票友活动场所,每天晚上吹拉弹唱,锣鼓铿锵、名票进出…… 孙多�行三,人称孙三爷,生性喜欢开玩笑,喜欢挖苦人。他早年在北京时就捧梅兰芳,梅兰芳称之“三老爷子”,他们相识比冯六爷(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还早些。
两人都到上海后也经常来往,高兴时还同台演戏。 有一年内地发大水,上海演艺界举行义演救济灾民,梅兰芳决定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苏三起解》,他演苏三,要孙三爷当个配角小花脸,出饰押解苏三的狱卒。
演出开始后两人一搭一档,一老一少,唱得挺来劲。谁知这孙三爷“发噱”的念头又上来了。 苏三叫狱卒顺便问问过路的人,有没有从南京来的,有没有在南京见过王金宝的人,这时狱卒有几句对白,原本应该是:“苏三呀苏三,你可真有良心呵,都这个时候了(指身陷牢狱),还念记着你那三哥哥!
”可是台词到了孙多�嘴里,就变成“都到这时候了,还念记着你那三哥哥和你那六哥哥呀!”嘴里说着,手还顺势往台下一指,台下顿时哄堂大笑。
冯耿光先生行六,此时正坐在台下第三排,玩笑开到他身上,自然有些坐不住了。那天他身边正坐着孙多裎的堂兄孙多�(也是名票),就对孙多�说:“他……他怎么这么说?他下面还要说什么?”孙多�也是大少爷一个,谁的账都不买,正看得有劲,冯六爷在一边嚷嚷,不耐烦了:“他说什么,我怎么知道?!
”弄得冯六爷好一阵尴尬。台上的梅兰芳毕竟正在演出,也知道孙多�的脾性,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不高兴,觉得即便是义演,《苏三起解》是场苦戏,弄得个满堂哄笑成何体统?那天到场看戏的人,无不记住了这个有趣的细节,成为一时笑谈。
孙多�一家都是票友,最有名的是大儿子孙养农,余派老生,50年代初去香港教戏,与孟小冬是好友,晚年写或一书《谈余叔岩》,在香港出版,风行一时,被视为研究余叔岩最重要的资料。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孙氏家族有一批人移居海外。80年代后,孙家出现了第二次移民潮。现在,他们三代移民总数已达千人以上,散居在英、美、法、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在香港、台湾地区居住的也不少。
他们每两年聚会一次,互通声息,联络感情,续修家谱。他们大多从事经济管理和技术工作,有的仍在经商,但距面粉业已很遥远了。一旦回到上海,莫干山路是一定要去的,尽管“寿州部落”所剩无多,但毕竟是他们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