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作家格非生平及作品介绍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格非的小说被称为“格非迷宫”，这是因为他的小说有很多的“空缺”，他通过“空缺”提高语言的延展性，让小说余味无穷。
刘勇，男，笔名“格非”，生于1964年，江苏镇江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2015年8月，刘勇(格非)作品“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他在给自己作的小传里曾写道：“小说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 。……在写作中，岁月的流逝使我安宁。“足可见格非一直是今“纯文学”的追求者，文学写作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在于它构成精神超度的乌托邦。
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格非并不多产，但他的小说一篇是一篇，颇值得读解。《褐色鸟群》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1988年发表时，华东师大中文系部分师生曾召开讨论会对这篇小说展开多方研究，结果众说纷纭。没有人搞得清这篇小说到底在讲些什么，也没有人否认这是一篇非常奇妙的小说。事实上，它始终诱惑各种读者，从最激进的职业批评家到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格非的意思是纠正错误。语出《书·冏命》：“绳愆纠谬，格其非心。” 清郑珍 《宿颍桥》诗：“人臣格非有正道，教君遂过乌得贤!”
中短篇小说：
《追忆乌攸先生》 《中国》1986.2
《迷舟》 《收获》1987.6
《陷阱》 《关东文学》1987.8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关东文学》1988.2
《褐色鸟群》 《钟山》1988.2
《青黄》 《收获》1988.6
《大年》 《上海文学》1988.8
《黎明之轨》 《时代文学》1989.1
《风琴》 《人民文学》1989.3
《蚌壳》 《北京文学》1989.4
《背景》 《收获》1989.6
《夜郎之行》 《钟山》1989.6
《唿哨》 《时代文学》1990.5
《傻瓜的诗篇》 《钟山》1992.5
《锦瑟》 《花城》1993.1
《疑惧》 《新生界》1993.4
《湮灭》 《收获》1993.4
《雨季的感觉》 《钟山》1993.5
《公案》 《钟山》1993.5
《相遇》 《大家》1994.1
《武则天》(推背图) 《江南》1994.1
《凉州词》 《收获》1995.1
《初恋》 《花城》1995.1
《去罕达之路》 《佛山文艺》1995.6
《紫竹院的约会》 《东海》1995.11
《镶嵌》 《花城》1996.1
《半夜鸡叫》 《青年文学》1996.5
《时间的炼金术》 《钟山》1996.5
《谜语》 《作家》1996.6
《窗前》 《作家》1996.6
《喜悦无限》 《人民文学》1996.11
《解决》 《小说家》1997.2
《月亮花》 《小说家》1997.2
《赝品》 《收获》1997.5
《沉默》 《天涯》1997.5
《让它去》 《钟山》1998.3
《未来》 《山花》1998.4
《失踪》 《时代文学》1998.4
《打秋千》 《收获》1998.6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作家》1999.1
《苏醒》 《长城》1999.3
《暗示》 《作家》 2000.1
《戒指花》 《天涯》2003.2
《不过是垃圾》 《长城》2006.1
《蒙娜丽莎的微笑》 《收获》2007.5
《隐身衣》 《收获》2012.3
长篇小说:
(刊发杂志及初版)
《敌人》 《收获》1990.2 花城出版社 1991 年7月
《边缘》 《收获》199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3年3月
《欲望的旗帜》 《收获》1995.5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年7月
《人面桃花》 《作家》2004.6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年9月
《山河入梦》 《作家》2007.3 作家出版社 2007年1月
《春尽江南》 《作家》201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格非三部曲是作者呕心沥血十余年，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的三部曲。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人面桃花》是“江南三部曲”的开卷之作。小说讲述晚清末年、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因《桃源图》而发疯的父亲突然离家出走;所谓的“表哥”、抱着“大同世界”梦想的革命党人张季元来家寄居……对秀米来说，世界的神秘在猝不及防中突然打开。随着革命党被剿灭，张季元莫名惨死，他与秀米从未在现实中展开的情缘，却通过他留下的一本日记让秀米荡气回肠，也让秀米隐约领悟了革命党人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辗转流离之后，秀米以革命党人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江南普济。在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陆侃对桃花源的迷恋、张季元对大同世界的梦想……小说悬念迭生，余韵悠长。
《人面桃花》中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和从容，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了复杂，通过清晰描述了混乱，通过写实达到了寓言的高度。
《敌人》是格非创作于1991年的长篇处女作，上世纪几十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小说讲述，若干年前，子午镇上显赫一时的赵氏家族在一场神秘的大火之后渐渐败落，大火预示着仇恨和敌手的存在，当香火传到赵少忠这一代手中时，扑朔迷离的灾难接踵而至：孙子水缸活溺，次子亡命暗杀，次女死于强暴，长女蹊跷失踪……眼看这个家庭摇摇欲坠，赵少忠却并不知道灾难源于何处。
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已徒有乡愁，不见故乡，作家格非也许就是其中之一。他位于长江边、自宋代起就存在的家乡，如今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而童年时那些人、事、景，如今也仅能够以记忆的形式清晰留存在他的脑海里。“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这种深切的回望，是他长篇小说新作《望春风》的缘起。
在刊发于今年首期《收获》杂志的《望春风》上部中，格非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刻写村庄由简朴、内敛到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主人公“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父亲突然自杀，他成了孤儿，这个身份，也让他成为观察村人各种事端和闹剧最好的旁观者角色。格非曾表示，作品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他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对于格非的读者而言，《望春风》并不陌生，其中的落笔与韵致与“江南三部曲”是一脉相承的。格非也曾坦言，这部新作源自于写作“江南三部曲”时不断“溢”出来的新想法、新叙事。
格非第一次与《金瓶梅》相遇是在1987年。适逢《金瓶梅》删节版“内部发行”，学校通知，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23岁的他当时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助教，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打了报告，没想到获得批准。由于此书过于“珍贵”，拿到手后，格非并没有坐下来好好阅读，而是忙着四处向人炫耀。一群人兴奋的目光投过来，两个月后，书失窃了。
第一次完整阅读是在几年后。某天晚上在北京，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激烈争论，“红迷”格非被朱伟的一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刺到了。一回上海，就急切地到学校图书馆找出《金瓶梅》看了一遍。
虽然仍觉得“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后，格非对朱伟那句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更准确地说，是“秘密的喜悦”。“又佩服又惊奇”，阅读的过程在他心里画下几个感叹号，“叙事技法太精彩，很多东西《红楼梦》都不具备。在那个年代，道德有其特殊的现实条件，我不能到处说《金瓶梅》有多么好，别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所以我们周围爱看《金瓶梅》的人聚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心领神会的感觉。”
原文：
欢迎各位来到清华大学。很早就已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在今天的迎新会上发言，但想来想去，确实不知道在这个场合应该跟大家讲些什么。不瞒大家说，我儿子和大家一样，今年也参加了高考。尽管他也把考取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没能如愿。所以说，至少在我儿子的眼中，在座的各位毫无疑问都是成功人士。在这里，请大家接受我的诚挚的祝贺。
既然如此，我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也许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成功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今正在成为我们主导价值目标的成功理念。
我们从中学进入大学学习，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也许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在中学阶段，这个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不用说，那就是高考。不光是我们自己，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都在日复一日地强化着这个目标，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关于这一点，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深切的体会。可是在进入大学以后，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特别清晰、具体的目标，转瞬之间已变得暧昧不明。即便我们仍然把追求成功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比高考这杆标尺复杂得多，也诡异得多——比方说，有些人仅仅因为与生俱来的高颜值，就轻易地取得了所谓的“成功”。今天，我们需要自己来发现、设计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课题。
本来，对于“什么是成功”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但毋庸讳言，由于整个社会日益功利化的趋势，我们对于成功这样一个理念的理解，已经极大地狭窄化、乃至于庸俗化了。似乎所有的目标都可以用金钱、豪宅、知名度、媒体的曝光率来衡量，如果我们不幸没有这些炫目的饰物来装点我们的人生，那我们仅仅是活着，但并不“存在”。可以说，这样一种极其狭隘和庸俗的成功理念，给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扭曲和破坏。它还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存在感而活着。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追求幸福。可是，伴随着我们对成功理解的狭窄化和僵硬化，我们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幸福的能力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有一位成功企业家曾经告诉我，在他们老家流传着这样一个格言：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苦恼都是邻居造成的。我们奋斗了一辈子，似乎就是为了把房子建得比邻居漂亮一些，似乎就是为了在邻居的眼中造成这样一个虚幻的投影：我是幸福的。在许许多多的有关“幸福”的定义中，我认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说法最为精妙。她说，幸福就是对责任的自觉承担。比如说，一位母亲尽管经受了分娩的巨大痛苦，尽管她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我们都会一致同意：做一个母亲是幸福的。因为她自觉地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在诸位刚刚跨入大学校门，为自己的人生确立目标之际，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记拉格洛芙的忠告。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我们获得幸福的重要前提。
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曾经跟我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去了美国之后，学业大多十分优秀。他们中的很多人能比较容易进入最优秀的前20%，却很难进入最顶尖的前5%行列。这是为什么呢?这位学者的答案是：中国的学生虽然聪明，也很用功，但缺乏想象力，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我想，他的话或许有些道理。在我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还涉及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和定位。如果我们把世俗的、功利化的成功作为唯一的目标，这些目标一旦实现——比如进入欧美名校、有一份稳定而待遇优厚的工作等等，我们奋斗的动力就会随之失去。我们知道，从事一流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有时需要忍受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孤独。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有时不仅得不到世俗的成功，还要承担各种风险和牺牲。胡适先生曾说，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赶时髦，不避风险。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超越于一般功利心之上的真正动力，我们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去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学术研究。
当然，我个人并不反对成功——如果清华的学生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作为教师，会在第一时间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希望大家对现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重要意识形态的“成功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希望大家在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严肃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基?什么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系?什么是我们的为人之本?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需要我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我愿意用下面这段话与大家共勉：
做一个诚实而有趣味的人，
做一个有责任感、有社会关怀的人，
做一个热爱自己的志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