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吴龙妻子杨彬谈丈夫坠楼：：他内心是孤独的【图】
6月27日，杨彬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电脑屏幕上是吴龙的演出照。
钢琴和音乐相伴吴龙走过了近50年的人生历程，这名52岁的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视钢琴为他的最大财富。
在他的世界里，他专注于音乐。在生活里，他认为如同弹钢琴一样，只要把事情做好了，自然会有掌声。可在世俗的生活里，各种琐碎和压力让他难以应对。糖尿病和抑郁症向他袭来，加速了他的无措。6月16日，他选择从17层楼的家中坠落，远离这尘世的喧嚣和苦闷。
17层楼的坠亡
在吴龙IPAD的备忘录中，最后一条停留在6月14日，仅有一个红色的句号。这或许是吴龙生前留下的对于生命的最明确暗示。
两天后，他从位于西城区一高档小区17层的家中坠落。事发时，妻子杨彬和7岁的女儿都在天津，杨彬赶回来时，吴龙早已不省人事。
杨彬回到家中，她在客厅发现，丈夫把家里的水、电、煤气卡和重要证件都整理好放在桌上，沙发上放着吴龙的手提包，里面有他的钱包，“现金都在里面，连一毛一毛的纸币都整齐地码在一起。而在以前，家里的现金都放在抽屉里，吴龙口袋里的钱都是一团一团的”。
房间的最北侧，是书房兼琴房。朝北的右侧窗户还开着，窗户内侧是吴龙留下的一双拖鞋，摆放有序，就像他要上床睡觉一样。
现场勘查的警察告诉杨彬，窗户两边留下很多吴龙的手印，“他应该是扒着窗户一点点滑溜下去的，一定是犹豫了很久”。
归国十年
在外人看来，吴龙的生活值得艳羡：他拥有美国国籍和“海归”身份，是业内声望日隆的钢琴家和声乐艺术指导、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住在高档住宅，家庭美满。
1959年11月，吴龙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5岁开始学琴，19岁考入总政歌舞团。1989年，吴龙赴美留学，攻读音乐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主修钢琴伴奏和歌剧声乐艺术指导。这期间，吴龙曾任布法罗歌剧院艺术指导，与世界著名指挥家、歌唱家合作排演了20多部歌剧，赢得歌剧界权威人士赞誉，被称为“学者型钢琴演奏家”，后在波士顿大学歌剧学院任教。
2002年，吴龙和妻子放弃国外的安定生活回国，“他说，歌剧声乐指导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想回国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发挥其所学”。当时又恰逢吴龙父亲去世，母亲需要照顾。
2003年1月，吴龙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这段时光并不是很顺心”。杨彬说，吴龙被安排进一个主要面向艺术团体进修人员的歌剧中心，与开设新专业的设想差距很大，“这让他很失落”。
一年后，吴龙转投中央音乐学院，任该院声乐歌剧系钢琴艺术指导教授。
吴龙很看重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平台。好友林立还记得，5年前，吴龙给她发短信说他又续签了5年，“能感觉到他很开心”。
杨彬说，作为外籍聘用人员，吴龙在音乐学院的收入是年薪10万，几年未涨，不比正式的老师有编制、有课时费等。“这些吴龙并不是十分在意，也有别的学校希望他去，但他说中央音乐学院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希望一直留在这里”。
孤独的钢琴家
曹群是吴龙交往几十年的老友。他说，从去年9月开始，吴龙有时会感叹：“这些年很累”“像是走钢丝”。
回国后，吴龙致力于发展声乐艺术指导。杨彬称，声乐艺术指导是通过歌唱、舞蹈、伴奏诠释故事，把舞台和音乐等统一起来，这种形式更富有感染力。“这是艺术家的最高梦想，对吴龙来说更具吸引力”。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8年，吴龙在学校参与了6部歌剧的艺术指导，有《魔笛》《蝴蝶夫人》《茶花女》等，几乎每年一部。
排歌剧非常累。学生郭佳音和徐薇薇说，声乐艺术指导要负责挑选剧本、演员、曲目，声乐和舞美的配合。一部歌剧里有二重唱、三重唱、咏叹调，都得他指导排练，每部歌剧的排练需3个月到半年时间。
杨彬说，吴龙希望达到完美，稍有不满，他就一遍遍重来，“国内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了解声乐艺术指导，都是无序的，他自己在其中摸索，陶醉在里面”。
2008年，曹群从英国回来，陪同英国专业学院的教授去看吴龙排的歌剧，对方大赞吴龙专业。但曹群说，据他观察，在国内，声乐艺术指导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钢琴伴奏还处从属地位。
接近吴龙的人称，有些微妙的事情吴龙不是很能理解。就拿选择演员来说，让谁上场不让谁上场，有时并不取决于演员的实力高低。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吴龙在内心里是固执的，也是痛苦的。
吴龙有时会飞到国外去听歌剧和音乐会，找人交流。在杨彬看来，“他在内心是孤独的”。
被割裂的生活
作为钢琴家，吴龙欣赏一句名言：一个钢琴家，当他坐在钢琴旁，他比任何一个富有的国王都幸福。钢琴和音乐，充实了吴龙的世界。
吴龙幼时学琴，正值文革，为了偷偷学琴，家里将钢琴藏在阁楼楼梯下的小屋里，并且给钢琴的琴缒和琴弦之间加进一层海绵，这样练琴琴键就发不出声。当年的同事林立记得，在总政歌舞团，吴龙总是在练琴，宿舍熄灯了，他就学英语，听国外歌剧。
这一习惯保持到现在，他的生活就是弹琴、排练、研究乐谱，很少在午夜前睡觉。林立曾三次负责组织中国音乐家赴境外演出，均由吴龙负责钢琴伴奏和艺术方面的音乐指导，“别人都出去购物了，他还在那里练琴”。每次演出结束，吴龙从舞台走下，都大汗淋漓。“你叫他，他要愣一下才能回过神来，他太专注于音乐”。
然而，钢琴和音乐之外的世界，对吴龙来说是陌生的。
林立说，老友聚会聊起音乐，他神采飞扬，一旦聊到其他话题，他就不说话，在一边默默地笑。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多了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少了一个人”。
家里灯泡坏了，都是杨彬爬上去换。出去买东西买错了，吴龙都不敢自己回去换。杨彬说，吴龙确实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他出事半个多月了，“系里只有一个他多年前就认识的同事来家里慰问”。
“普通人是用音乐来调剂身心，作为音乐家，他更需要的是学会生活。”杨彬认为，这与吴龙的经历有关，父母总教育他把琴弹好就行，其他的不用管，“他认为就像在台上弹琴，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下面自然就有掌声”。
悬而未决的合同
在杨彬看来，今年困扰吴龙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合同能否续签。今年8月，吴龙和校方的合同就要到期。对于外籍聘用人员，校方应提前3个月谈是否续签。但到了今年5月，学校都没人提。眼看就要放暑假了，还是没人找他谈续签之事。“如果不续约，他就要面临出境。吴龙很着急，我让他去问，他说人家告诉他要等”。
合同的悬而未决让吴龙焦躁。杨彬劝他，连学生都能找到工作，他还担心什么？就算学校不能续约，教学生学琴收入也不少，“但这种挣钱方式他感觉《耻辱》”。
杨彬说，吴龙出事后，学院的领导来家里看望，他们提起合同的事，对方说“没有说不和他续签啊”。但究竟为何校方没找吴龙谈续约之事，杨彬不得而知。
杨彬说，吴龙应对生活的能力较差，普通人可能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情，“但他觉得很重要”。吴龙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每有演出，第二天他就很关注音乐评论。有朋友说，“他很爱面子，他希望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干下去，如果不干了，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虽然拥有美国国籍，但是对于吴龙一家而言，再回美国并不现实。吴龙曾对好友曹群说过，“想在国内这么干下去，在外面也没有财产和地”，他最大的财产——他的施坦威钢琴都随他运回了国内。
糖尿病和抑郁症
这两个多月来，吴龙已经很少弹琴。
他的体重突然直线下降，腰围从三尺二瘦到二尺六。今年5月，吴龙在杨彬的劝导下，去了世纪坛医院，被查出患有糖尿病。
吴龙住院时特意嘱咐妻子，“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生病了”，杨彬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他给朋友和学生发短信，总是说他在外地有事情等等，“他怕别人知道他病了”。
出院后，吴龙的体重还是不停往下掉。他不愿去学校，担心有人问他怎么又瘦了，“我不想看到他们可怜我的眼神”，他这样对妻子说。
杨彬看丈夫情绪低落，精神恍惚，鼓励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觉得难为情，还说医生解决不了问题”。6月2日，杨彬硬拉着吴龙去看心理医生，可他不愿说话，“还是我替他回答问题”。医生给他开了一周的药，11日，吴龙又去看了一次，这次挂的神经内科，“他担心和医生交谈会被别人听到，就用英语讲”。
这一次，他被确诊为抑郁症，抑郁原因和状态待查。医生让他6月17日再去复查，但他显然不想再去。
杨彬说，很难说到底是哪根稻草压倒了吴龙，“但生活里的这些事情，一环一环的，他对生的热情一点点灭下去了”。
6月14日早上，学生郭佳音接到吴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让郭去给他的本科学生弹伴奏。“他总是叹气，说话混乱，现在想来，应该是哭了”。郭佳音说，在学生面前，吴龙从来没有一点架子，“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很多人都是很傲气的，但他不是”。他会和学生去学生食堂吃饭，抢着付钱，学生上课时用的乐谱，都是他亲自打印。
当天晚上，好友曹群给吴龙打过一个电话，“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工作上还有不少压力，又很苦闷”。曹群提出去家里看看他，但被吴龙拒绝。
两天后，他选择从窗口坠楼。窗后就是他最心爱的钢琴，钢琴上放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他计划11月份开办个人音乐会选的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