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企业办托”回潮：虽有困难 但的确值得一试
自从国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上班族的幼儿谁来带，就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痛点。在“老人带娃”遇到诸多问题的时候，“企业办托”成为不少人的指望。今年以来，上海、深圳等地出台措施鼓励企业单位自办幼儿园、托儿所，一些企业也已经开始探索。对此有人叫好，也有人质疑——“这不是回到大锅饭时代了吗？”“一个企业什么都干的话，那还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吗？”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企业办托？楼上办公楼下托儿所，这种模式好不好？
上海市总工会在8月7日出台文件，鼓励在职工需求集中并且有条件的企业、园区、楼宇等单位，探索开展职工子女全托、晚托、暑假托、寒假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截至目前，上海已开办了68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其中有55家开办了暑托班。去年，上海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申工社”发起的调查显示：近千名受访者中，赞同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幼儿园）的超过9成。
深圳市最近也出台了相关规定，探索举办规模较小、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办学。许多家长认为这是“政府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欢欣鼓舞。不少企业也已经开始进行了尝试。
媒体则将此现象解读为“企业为员工办幼托，这个老办法又受欢迎了。” 的确，企业办托办幼，并不算是新鲜事，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更早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办了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可以说是学前教育的主流形式。
那为什么这种做法后来有所式微呢？因为这种做法提高了企业成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社会分工的理念。1986年，上海解放日报出了一篇评论《企业办托儿所利弊谈》，里面就表示，“企业办托儿所从长远看是不可取的。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顺利进行，应该千方百计地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让企业集中精力把生产和经营搞活，把经济效益搞上去。企业活了，上海也就有生机了。 否则，别说托儿所无法解决，上海的一切问题都会发生困难。”“一些有条件的郊区厂或职工居住相对集中场地、资金、师资诸条件又都具备的企业，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可以办一些幼儿园、 托儿所。但迟早要过渡到由社会来办。由此，笔者最后呼吁，解放企业，让企业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篇文章当年被赞许为彰显改革勇气的好文，何以三十年后，“企业办托”又回潮了呢?
事实上，如今的“企业办托”回潮，并不是走回老路。当年的“企业办托”，只能是企业自行操办，而如今的企业，却可以选择对外购买服务，这相当于组织团购。这是一种流行做法，今年3月，京东总部的托幼中心正式开张，员工子女不仅可以免费入学，还可以免费享用为宝宝们提供母婴产品，其幼托中心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
携程的亲子园也是和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合作，这个机构是由上海市长宁区妇联推荐的，“基本上我们招收孩子年龄层是从18个月开始一直到三岁半。员工可以直接通过邮件报名，原则上只要他们报名了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来上。每个月的收费是1600元，另外，每天还会收取28元餐费，包含上下午的点心还有午餐和晚餐。”据携程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陈琦全介绍，这个费用占员工收入的20%—30％左右，“企业每年的投入大概要在两三百万左右。”
这些额外增加的成本，相当于公司为员工子女提供的福利，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既能尽量保证托管和教育的质量，也让公司的身份更加超脱，不必亲自卷入繁琐的教育服务中去。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不错，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第三方幼托服务，还没有很好地发育起来，缺乏公认的品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制因素，民办幼托机构有一定门槛。
所以一些有实力企业（如BAT）的员工，依然非常期待企业自行操办，或者至少在合作办托中起主导作用。在一些人看来，优秀的企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管理团队，用“互联网思维”能颠覆掉许多传统行业，难道一个小小的托儿所还办不好？
先不说这种想法自不自大，成不成立，但今时今日，用“大锅饭”“社会就该分工”来反驳“企业办托”，理据确实不太充足了。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即使是现代企业，企业与员工之间也可以不纯粹是雇佣关系，企业若能给员工在某些方面提供额外福利，甚至能够提升企业运行的效率。
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郑津津就认为，企业若能提供完善之托儿制度，会影响员工之工作士气与效率，且透过幼儿园收托非公司员工之子女，能增加幼儿园收入，不必完全仰赖公司补助，能减轻公司的负担。在他看来，“一个企业若有提供完善的托儿设施，定会吸引更多优秀、家有幼儿的人才，同时也较容易留住优秀、家有幼儿的员工，降低企业人力之流动，稳定企业之运作与生产力。如此企业不仅可以拥有优良人才，亦不必花费过多资源在训练新进员工上面。此外，完善的托儿设施或是托儿措施亦能降低员工之缺职率，并减少员工育婴假之使用率，缩短产假居家育儿之时间。 ”
“优秀企业该解决员工所有问题”，一些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奉行这样的理念，谷歌是其中的佼佼者。比如谷歌就允许年轻的妈妈们每年带薪休假18周，专门回家照顾孩子，爸爸们短一些，也有7周。
自然，在托儿服务方面，谷歌也不会缺席。谷歌管理人员相信自己什么事都会做得比别人好，包括托儿所。所以，谷歌一直保持着业界最低的教师孩子比例，聘用最好的教师，提供最好的玩具。
这种做法显然会非常吸引员工，一些新员工发现要排队等两年才能轮到他们。另外，这么高级的托儿服务成本非常贵，谷歌对每个孩子每年的补助费用一度高达37000美元，远远高于硅谷其他公司的补助。在这种情况下，谷歌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员工子女入托的价格，这一做法一度使得员工怨声载道。
这一例子表明，并不是优秀的企业就能很好地解决办托儿所的效率问题。企业想要办一个员工满意的托儿所，往往要付出高昂成本。这种福利，基本上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很多大企业虽然也觉得办托儿所对留住员工很有好处，但目前还没有去做的打算。
除此之外还有很实际的问题——员工“带娃上班”是挺好，但一旦员工需要加班，娃也跟着加班吗？员工离单位经常有较远的距离，娃也要忍受长途旅程，而不就近入托，就近入园吗？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企业办托的一大障碍，三十年前的《企业办托儿所利弊谈》就早已提过。如何解决，有待企业和社会一起探索.
企业办幼托要分类讨论，一种是民营企业——只要你企业愿意，想办就办，还有一种是国有企业——在今天，已经不是你想办就能办，它既可能给国企带来新的沉重包袱，更摆脱不了“钱从哪里来、凭什么花钱”的道德困境。
光明网评论员文章分析认为，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托儿所，往往是被当成职工的福利。这些福利，从公共财政支出的原则而言，名不正言不顺，与政府机构简政的行政目标相冲突。即使是垄断企业，也将加大消费者负担，对企业发展构成潜在的负担。再者，由以往“单位办社会”的教训看，单位办这办那，极易在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形成“福利”分配上的不公和腐败，造成人身依附等等复杂的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与企业事业单位本身的社会分工及其功能相背离。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企办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垄断国企的高额利润本来就备受质疑，再将本该上缴国库的利润切出一块拿去搞职工福利，是难以服众的。
那国企职工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对于这一点，需要的是国家介入。幼托事业的兴办显然不可能只指望一种形式，除去企业办托，社会办托之外，国家承担起责任是很重要的一环。
从世界范围看，推行普惠制幼儿园，解决入园难入园贵，保障教育公平已经以法律形式在很多国家得到保障。墨西哥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学前义务教育法》，规定政府财政投入占主导发展学前教育。在古巴，政府通过“教育你的孩子”计划，为困难家庭提供免费的优质学前教育。中国对此长期以来都有投入欠账，加之“二孩来袭”，普惠与大众还有距离。二孩政策已经落地，人口形势有必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看待。目前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还很不完善，幼托的免费无疑是鼓励生育二孩的关键一步，希望迈出这一步不要等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