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盛世之德妃 [书摘]"康乾盛世"真相: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

本书简介:1811年,内有忧,外有患,天朝大厦将倾。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中的大清。1898年,甲午海战,大清再摔一个四脚朝天。1900年,仰仗义和团的慈禧向西方列强叫嚣,却再次被羞辱。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

康乾盛世是了不起的,这一点,从嘉庆皇帝的体型上就能看出。嘉庆皇帝很胖,有点“三高”,其实康乾盛世,不只是给我们留下了胖胖的带点“三高”的嘉庆皇帝,还留下了“三高”的政府——高奢侈、高腐败、高内耗。

据《清宣宗实录》记载,嘉庆皇帝“天体丰腴”,啥意思呢?就是说嘉庆皇帝比较胖,但作为臣子后代要避讳,为尊者讳,皇帝怎么能胖呢?只有王二、张三、李四等小小屁民吃多了,能量消耗不完了,积累成堆了,才叫胖。皇帝胖了,那是天下之福,是太平盛世的明证。按照董仲舒先生的观点,皇帝是上天的儿子,皇帝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皇帝的身体因而叫做天体,所以皇帝胖了不能叫做胖,要叫“天体丰腴”。

嘉庆皇帝虽然“天体丰腴”,但身上的这堆脂肪没多少是靠自己能力挣来的,嘉庆之所以这么胖,是因为他的爸爸乾隆皇帝太富有了,也就是说嘉庆这一身膘主要是啃老啃来的。

数数爱新觉罗家族的牌位,可以发现,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第一位登上历史舞台的努尔哈赤起,第二代皇太极就超越了老爹,不仅建立了清朝,还做了皇帝;第三代顺治,也超越了父亲皇太极,他进了北京,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第一位入主中原的皇帝;第四代康熙更是功勋卓著,平定三藩、征服漠西蒙古、台湾、西藏;第五代的雍正虽然不如老爸康熙但却很好地收拾了老爸留下的烂摊子,设立会考府,整治各省钱粮奏销中的贪腐问题,吏治上实施高薪养廉制度,税赋实施了“摊丁入亩”;第六代乾隆也算得上不辱家门,有“十全武功”。

嘉庆有一位好爸爸乾隆皇帝,有一位好爷爷雍正皇帝,有一位好太爷康熙皇帝……但同时决定了他必须生活在这些人的光环下,除非他能超越这些先祖。但这些人的成就犹如一座座大山,要想超越,对嘉庆来说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嘉庆帝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乾隆留下的局面太乱了。

正如嘉庆的胖不能证明嘉庆身体健康一样,所谓的“康乾盛世”同样不能证明大清王朝太平盛世。

“康乾盛世”,一个史学家沾沾自喜的口号,已被无数次引用,以证明天朝的繁荣昌盛。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否认,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取得的成就,确实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达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这里绝对不包括政治,仅仅是“文化和经济”。就是“文化和经济”也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一族之利益,是为了万世一表,也就是说那仅仅是皇家的瑞气,和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关系是不大的。

“康乾盛世”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吗?事实告诉我们,那是骗人的,是有水分的。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乾隆时期诗人魏来朋,在其诗作《鬻子行》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如果说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可信,涉嫌利害关系,那就引用亲身经历康乾盛世的马戛尔尼的记录来例证。关于“康乾盛世”,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的记载。这件事影响深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英国都是如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7月3日,马戛尔尼使团乘坐“克拉伦斯号”使节船到达舟山。9月14日,乾隆皇帝正式接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了天朝,马戛尔尼亲身体味了我们顶礼膜拜的“康乾盛世”,这位老外的感受是什么呢?很出乎意料,这位老外给我们“抹黑”了,和我们自己人的感受一样,马戛尔尼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记载,他对大清朝的印象是:“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按照史学家的界定,“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这一年还应该是盛世,盛世就是这样的,而且是巅峰时期的盛世。

康乾盛世对嘉庆来说,除了吃一身肥膘外,还留下了一些遗产,诸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当然最好的就是留下了一个白胖胖富得流油的和珅。

康乾盛世的两个关键人物康熙和乾隆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穷奢极欲。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就是在康乾盛世时缔造的,其实这个称号很不好,应该叫做“万恶之园”或者“耻辱之园”,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地方,难道要对外人说,看看我们执政者多么会享受生活、多么会创造享受生活的奇迹?

据史书记载,圆明园始建于康熙时期,雍正进一步扩建,乾隆时期终于完工。圆明园的奢华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所以只能从大小上来做比较了。这圆明园有多大呢?就拿大家熟悉的故宫做参照物吧,从面积上比较,圆明园相当于五个故宫那么大,而且里面建筑设施的奢华程度绝对超越了故宫,至于修建圆明园到底耗费多少银子,那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这个山庄至今仍在,只不过成为展览品了。避暑山庄就更邪乎了,它占地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环绕山庄的宫墙接近万米,比“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还大出两百万平方米,同样始建于康熙,成于乾隆。这个山庄又花费多少银子呢?这个就更没有办法考据了,只能从故纸堆里找到一鳞半爪,窥豹一斑。《清史纪事本末》中就有一处提及修建避暑山庄的信息,修建避暑山庄之初,“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 。只是一个概数——“所费约计亿万”,可以肯定的是这笔款子肯定还不包括拆迁补偿这一笔费用,不过当时也没人敢向皇帝讨要。皇帝是舒服了快活了,那些被“圈地数十里”的百姓怎么过啊?

或许应该感谢康熙、乾隆,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骄傲的资本和震撼世界的文物,但我们在感慨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当时、当地的老百姓的心情是这样的吗?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俩都爱好旅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驴友,只是这俩驴友出行的排场忒隆重忒场面。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并且改编成什么《康熙微服私访记》、乾隆下江南……把他们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美化成微服私访了,为他们歌功颂德,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码事。

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康熙朝借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名义上是关心民众疾苦体察民情,实际上就是蝗虫过境,土匪下山,老百姓自然被搜刮空空。

皇帝这样,弄得民不聊生,当时有大臣看不下去,于是上谏乾隆。《清史纪事本末》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乾隆皇帝大怒,就你尹会一知道体察民情,难道朕就不知道吗?我不就出去玩玩乐乐吗?有那么严重吗?还什么“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你倒给朕“试指出何人疾苦” “试指明何人怨言”,也就是你个人想出风头,想青史留名,于是“谪戍”。所谓“谪戍”,就是发配边疆守护国土。但问题到这里还没结束,后来尹会一去世后,他的儿子尹嘉铨想给老子讨个谥号,毕竟爸爸好歹为大清朝奋斗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本来也不是个事情,但乾隆的积怨未消,不但没有给尹会一谥号,还趁机制造了一桩文字狱,把尹会一的儿子绞死。

在上谏方面栽跟头的不止尹会一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大腕——大名鼎鼎的纪晓岚,就是在电视剧中经常让乾隆难堪下不了台的那位。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看到这段话之后,只能无语,堂堂的大文豪纪晓岚在乾隆眼里——实不过“倡优蓄之”。仅仅一个劝谏,就被骂成妓女,纪晓岚哪里还敢让皇帝难堪。别的不说,把大臣比做妓女,乾隆皇帝估计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皇帝如此,政风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而政风的好坏,则关乎天下兴亡,朝代的更替。在这方面,爱新觉罗家族应该有切身体会的,如果不是明朝老朱家的政风不好,他们哪能入得了关,定鼎中原。

由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清朝入关初期曾经任用了大量明末官吏,这些明朝的官吏自然就会把明朝的政风带到清朝,所以清朝初期的政治风气一直不好。但康熙通过个人魅力,亲作表率,同时进行多方政治教育,宣传儒家学说,以此提高官吏的道德素养,效果很不错,出现了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

尽管如此,康熙时期的腐败依然很严重,尤其是康熙末年。这主要是康熙本人为了给人们留下“仁爱”印象,对贪污腐败的官员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即使处罚也是象征性的。因而,在康熙朝就出现了明珠、索额图等巨贪,明朝的严嵩一直被认为是大贪官,但明珠、索额图他们所贪污钱财是严嵩的数十倍,由于他们和康熙的特殊的关系——明珠是康熙的大舅子、索额图是康熙老丈人的弟弟,所以康熙对明珠、索额图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于是乎,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康熙驾鹤西去,接手的是雍正,暂且不论雍正的皇帝位子来路是否名正言顺,雍正在反腐败方面还是大有作为的。面对老爸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雍正雷厉风行,实行铁腕反腐。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毫不留情;另一方面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解决问题,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所谓 “火耗”,其实就是一种税收,在明代万历年间,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取碎银熔化重铸银锭的损耗费用。在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之间的差额就归官员了。清朝初期,政府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火耗”自然落入了官员的口袋。

为了解决贪腐问题,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就是将“火耗”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征收,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剩余的作为“养廉银”,用来提高官吏的收入。这样,一方面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廉政的推行。所以雍正不无自豪地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也是雍正一朝吏治一直较好的原因所在。

其实,即便在雍正对贪腐高压时期,还是出现了多起因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而到了乾隆时期呢,老子好不容易取得了一点成就,乾隆却不好好珍惜,到乾隆中期以后,官员的腐败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这个时候,不仅中下级官吏贪污腐败,就连大学士和珅也是如此,这可是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连他都腐败,那局势可想而知。

终于自食其果,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发生了川楚白莲教起义。起义被镇压后,乾隆非常高兴,在功劳簿上又添一笔,除了“武功十全外”,再添“巨功”。

一年后,乾隆皇帝去世,但却给他的旁儿子嘉庆留下了一个更烂的局面,毕竟,乾隆不是康熙,嘉庆也不是雍正,所以面对乾隆留下的这个局面,嘉庆是承受不了的。

从汪中求先生和王筱宇先生合著的《1750—1950的中国》为我们提供的GDP走势图上就能看出,1793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就直线下降,往后几乎没有再上升过,直到1949年。也就是说,大清朝从1793年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文章摘自 《风雨晚清》作者:唐文立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