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杰挽狂澜于将倒 张之洞倍受慈禧另眼何故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

慈禧太后对张之洞的名气早有所闻，因此体恤他前两次吃亏，于是给他的名次提前了两位到“探花”位置，授翰林院编修。但面见那次，张之洞的外貌跟才气有很大距离，慈禧有点失望(别胡思乱想，面试基本以貌取人，古今中外都一样)，于是他没有被留在中央。这个说法有点八卦，就这样放过，但他以后基本在地方做官是事实，作别二十余年后到京城叩见慈禧太后四目相对时，张之洞老泪纵横，感慨万千。岁月是把杀猪刀，我成老头儿你也老太婆了。

张之洞的经历和贡献，反映出当时人才选拔制度和官场的一些信息。牵涉到选拔中央和地方官员的科考，力防营私舞弊，自主招生更是不行，花钱贿赂就更别提了。张之洞去地方做官，二十年出头没有见过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而且期间还遭遇过弹劾，除了朝里有张之万等的力量起作用，也反映出只要做好工作，不用去京城拍皇帝和西太后马屁的官场生态(当然当时没有飞机进京不便也是事实)。对这个花钱如流水办了众多公事、海关给他的钱拿去办教育;自家过年穷得在箱子里装了石头去当铺换银子的封疆大吏，慈禧太后还是给与了应该有的信任。

清朝道光年间，河北省南皮县举行秀才考试，不少书生都去赶考，才够十岁的张之洞也去了。

张之洞来到考场后，主考大人见他是个十几岁的毛孩子，有点看不起，指着他说：“你这个孩子几岁啦?来这里干什么呢?”张之洞一听说他是“孩子”，很不高兴，抬脸挺胸说：“我是来应考的儒童，不是与别人比年岁的孩子!”考试大人见张之洞眼里有神，说话干脆，话里有话，又说：“既是来应考的，我先给你出个上联，你要能对上，就准许你应考，要对不上早点走开，这里不是孩子玩的地方!”

张之洞一听又说他是“孩子”，脸一沉说：“我对不上就自动离开，我要对上了，请老大人不要以貌取人!”主考大人被张之洞的小嘴说住了，想了想说：“南皮县童子十岁.。”张之洞听了不加思索地说：“北京城皇上万岁。”

主考大人见张之洞出口成章，内心佩服，又说：“小顽童内藏春色。”张之洞答道：“老大人明察秋毫。”张之洞对答如流，主考大人再也不敢小看这个孩子了，经过考试张之洞中了秀才。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这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参与发起强学会，宣扬开通风气，讲求西学。张之洞对此很是支持，捐银5000两作为经费。而强学会的发起人中，也有张之洞的长子张权。有了这两层关系，康有为于11月赴南京面见张之洞，希望劝说他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分会。

1898年4月23日，正在张之洞紧锣密鼓地撰写《劝学篇》时，他收到了一份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份意义不同寻常的谕旨。召一名总督进京“面询事件”，以当时的政治常识，有很大的可能是进入权力中枢军机处。它的背景，是三天前大学士徐桐呈递的奏折。这份奏折指出，德、俄两国相继强占胶州湾、旅大，后患深重，而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若能进京参与交涉，对局势将不无小补。

徐桐上奏的背后又另有推手。这是两名下层京官，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两人是同乡兼同年，关系密切，前者是徐桐的门生，后者是张之洞的门生。在列强纷占海口的危机之下，他们痛感中枢软弱无力，因此想请张之洞主持大局。徐桐的奏折，就是杨锐起草并与刘光第商订拟成的。

张之洞1903年3月 与袁世凯会奏变通科举，奏陈移江南制造局于内地。

1905年9月 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

看上面两条，是张之洞与袁共事的经历，可见他们两曾经是有些相同之处的，有些思想是相同。而袁这个人很会做人，平常与张之洞是尽量结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张之洞虽然为人不错，但他对袁这个人有好感，并且考虑到一旦袁死后，他所掌握的北洋新军就无法无天了，这支军队完全是袁组建的，目前只有他领导，一旦他死了，有可能会哗变，局势会非常严重。所以他建议不要杀袁。

载沣暗中就此事征求首席军机大臣奕?的意见，长期接受袁世凯贿赂、且与之构成政治同盟的奕?坚决反对，威胁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又去听取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的高见，张听了载沣的企图也直摇头，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这两人的意见是不能不加考虑的，袁世凯在政界党羽自不必论，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六镇(一镇相当于后来一个师)就有五镇掌控在他手里。载沣优柔寡断、缺乏魄力，经奕?一吓、张之洞一谏，竟不知所措，一再修改惩袁谕旨，最后接受张之洞建议，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这道上谕正式发布，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强行将其罢官，逐回河南老家。

清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想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孙中山走到张府前,向门官递上一张名片,上书:"学者孙中山求见之洞兄。"门官随即将名片呈上。张之洞一瞧,心中不高兴,便问:"来者何人?"门官回答:"是个儒生。"张之洞也不发话,令人拿出纸笔,写了一行字,叫门官交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纸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这分明是一副上联,孙中山微微一笑,对出下联,又请门官呈上。上书:"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见来人如此气魄,不觉暗暗吃惊,急命门官大开中门,迎接这位风华正茂的读书人。

康有为推荐梁启超到武昌张之洞那里去任职。当时，梁启超是颇有知名度的文人。张之洞凭着显赫的权力、地位与真才实学，神气十足，根本瞧不起梁启超这介书生。于是和他的幕僚出了一个上联来为难梁启超，意在使他知难而退。他和梁启超见面，相互刚叙过常礼，就说：“听说梁先生是康先生的得意门生，才华横溢，老夫有一上联苦思尚无下联，请赐教。”他也不等梁启超回话，接着就吟出了上联：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梁启超面对张之洞的傲气，不肯示弱，略加思索，有了下联。很有礼貌的说：“总督大人，晚辈不才，想出一联，不知妥否?献丑了”。接着高声吟出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张之洞意想不到梁启超能立即对出下联，而且对仗工整，天衣无缝，言辞锋芒毕露。心想：此人不可小视。于是连说“佩服!佩服!”此后对梁启超倍加器重。

注：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和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编辑《西政丛书》，参加百日维新，创办京师大学堂。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

② 四水---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又一说是江、河、湖、海的统称，习惯把江放在前头。 ③ 四时——春、夏、秋、冬。 ④ 三教——儒、佛、道。 ⑥ 儒人——读书人。 ⑤ 三才——天、地、人。 ⑦ 江夏——武汉的旧称。

张之洞比曾、左、李要晚上一辈，曾、李的鼎盛时期，张还在上升期，从中进士到做官办事。张任湖广总督的时间是1889年，而曾国藩去世的时间是1872年，整整晚了17年。张一生作为最大的时期即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共17年)，办了不少实事，后来任军机大臣之后，成为晚清重臣。张之洞经历过的大事：办洋务、镇压义和团、办外语学堂、中日海战、反对戊戌变法，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改革创新，他死的那年，朝廷要密谋杀袁世凯，张劝说不要轻易杀害大臣。

总而言之，以这几个大人物为首的精英，支撑了晚清从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这70年间的朝局。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当时的牛人。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清醒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强弱差距，都支持洋务运动，办了不少实事，进行了不少改革创新。不然清朝的历史可能要早结束50年。

张之洞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在1903年11月26日，和荣庆、张百熙拟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重要的贡献。这个章程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执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对于废除1300年来的科举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史上堪称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主持的这个教育改革博采了外国学制的优点。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虽然闭关锁国是当时的政策，但是也阻挡不了国外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所以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或者在教育行业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西方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见识或者理解。

张之洞对教育是怎么理解的呢?张之洞的道理在于得人，他认为当时清朝的国土很大，但是国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物产的丰缺不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重要指标，只是一个物质的前提。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于教育，在于培养人才。所以我们看到封建社会的很多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是对教育目的阐述，教育目的基本上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在最初的时候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到后期就开始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国家，使国家更加强盛。所以说张之洞兴办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后备人才。

《诫子书》，为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所写，是其送给其子的一封家书。《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这也是歪打正着。1898年，政变前夕，张之洞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这话说得巧妙，光绪和慈禧都能接受，这也为他在政变后得以平安无事留下了后路。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最乐道之。因为名气大，地位高，这句话就和他挂上了钩。“中体西用”虽然逻辑上有些问题，但还是很实用，起码在维新党人和晚清新政的时候还是管用的，当年严复说它是“牛体马用”，也是一理，但具有可操作性，能起点作用也是一理，我们不必苛求踏实干事的人。

张之洞官做得大，企业办得多，这正是捞钱的最好条件，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个清官。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花钱如流水，但就是不往自己口袋装，“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毫不留情，“立劾罢之”。张之洞心性高傲，讲究排场，爱好玩赏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还喜欢送礼赏赐，所费不赀，大把花钱，常常入不敷出，手头拮据，没办法，只有去当铺，清末年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曾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