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民的父亲 父亲伍修权与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的创立(图)
就在交谈的过程中,日军航空队队长林弥一郎看到父亲身上佩戴着一支十分精致、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很是喜爱,此时他试探性地问父亲,能不能把这支枪送给他作纪念?在座的日方人员全被林弥一郎的要求惊呆了,中国人怎么可能把手枪给刚刚投降的日本人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全体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父亲身上。
说起这把手枪,父亲带着它走过了长征路,走过了八年抗战的历程,艰难困苦中,朝夕相处,是父亲的心爱之物。十多年间,他有很多机会更换一把新手枪,可他没有换,这支手枪对父亲来说很有纪念意义。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父亲立即意识到日方人员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他的手枪,而是对我们是否真正信任他们并不放心。他想一把手枪也翻不了大浪,而当务之急是要让他们理解我们的诚意,于是很痛快地将这把心爱的小手枪送给了林弥一郎,并说:这是我长征以来一直携带的手枪,现在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这一举动完全出乎这些日本人意料,在一阵小小的骚动中他们又惊又喜,可以看出他们的感动。
林弥一郎等人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在林弥一郎的带领下,这批日本空军技术人员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图参加了航校的建设。后经“东总”批准,将这支日本航空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历史证明,这支航空队(其中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通信、气象等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在我们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以父亲为首的航空委员会,父亲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刘丰、蔡云祥、林保毅(林弥一郎)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工作,加紧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父亲就飞机器材及航空油料的收集、组织日方技术人员修复破损老旧飞机、航校学员选调等事宜一一做了布置。
父亲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他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然后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刘丰负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去各地搜集飞机和航空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黄乃一负责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和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蔡云祥、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由于航校中构成人员复杂,为团结全体干部学员办好航校,父亲还就正确对待国民党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他说:“对待起义人员要始终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我们要知道他们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安排工作后要有职有权。
要真心关心他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使他们早日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对他们的缺点、弱点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操之过急,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对他们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不要追究历史责任。
对于日本留用人员,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日本军人,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转变过来的。
现在他们之所以愿意为我们效力,那是因为日本战败,他们成了俘虏,无路可走,迫不得已,他们是在形势的逼迫下,经过我们说服教育,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力,帮助我们培养航空技术人员,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我们的方针是: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工作得力,就会收到良好效果。”父亲还说:“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林弥一郎)能率部投降,其部属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证明他在自己的航空队中有一定的威望,大家还是听他的话的。
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林保毅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事情就好办了。”
在招生的问题上,父亲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东北地区在日伪(满)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光复不久,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员,应考虑主要从部队选调:一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身体好,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
有了教、学两方面的明确原则,航空委员会工作进展顺利。在东北局和“东总”的关心指导下,派了一些干部到航校,又从移住通化的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和通化炮校选送来100多名学员,还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分配到航空队来,航空队的人员迅速扩大。1946年1月1日,奉“东总”命令将航空队改编为航空总队。
经过各方半年艰苦紧张准备,1946年3月1日在东北牡丹江建起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保毅担负起航校参议和主任教官之职。在他的带领下,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分别担任飞行和机械教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心尽力地教授航空技术,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随后的三年半时间里,航校(后来,这所航校被撤编,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航空学校)培养出了大批航空技术干部,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刘玉堤、张积慧、王海和李汉等人都是这所航校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这批日本的空军人员,后来陆续回到日本,仍不遗余力地为积极推动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伍修权与我军第一所海校的建立
1949年2月25日,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海军最大的一艘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经长期秘密工作,团结了一批进步官兵,组成了“士兵解放委员会”,根据党的指示,在上海吴淞口外锚泊时,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至3月4日晨,“重庆号”抵达我方控制的葫芦岛。
“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制造的一艘排水量为7500吨的大型巡洋舰,全舰官兵都是在英国训练后再带舰回国的。它的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了国民党蒋介石沉重打击。在“重庆号”未到达葫芦岛前,蒋介石就派其空军四处侦察,并指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重庆号”炸沉。
3月17日,国民党空军侦察到“重庆号”军舰停泊在葫芦岛内后,即于18日派美制B29型轰炸机狂轰滥炸,这时舰上组织炮火集中射击,连续抗击了七个小时。但是在太阳快西下时,敌机利用太阳背景掩护,朝舰尾方向投下一枚两千磅重的炸弹,落在军舰后右舷,把军舰炸出一个大洞,舰上一些建筑和战斗设备被击穿,6名舰员牺牲,20多人受伤。
我军没有强大的空中力量,无法阻止敌机的轰炸,为了不使“重庆号”被敌机完全炸沉,保住这艘我国最大的军舰,东北军区果断决定,将舰上所有重要设备部件全部拆卸下来,并采取种种防护措施后,使军舰向一侧主动下沉。
敌人误以为“重庆号”舰已被炸沉了,停止了轰炸。
在“重庆号”下沉前,我军已经把舰上的官兵安全撤到岸上,并妥善安置了伤员。这批国民党海军将士带舰起义非常不容易,他们确实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到达葫芦岛,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慰问和欢迎,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派父亲和时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的朱军到葫芦岛正式接受“重庆号”起义并会见“重庆号”的全体官兵。
由于还在战争状态,敌机不时飞来轰炸,为保证全体参会人员的安全,会议是选在一个树林里开的。父亲首先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东北军区对“重庆号”全体起义官兵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称赞他们正义行动的正确性,欢迎他们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来。
接着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全国形势,希望他们努力成为我人民海军建设的骨干力量。后来,“重庆号”的同志绝大多数都到了安东(今丹东),在那里建立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父亲的一席话,使许多起义官兵看到了共产党的诚意,看到共产党对他们正确的历史选择的赞赏,从而打消了他们的很多顾虑,使他们感到了信任和温暖。
父亲回到沈阳后,召集东北军区专门会议,就海校任务、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校机关建设、干部补充、生活待遇、后勤保障等问题做了认真研究和相应决定。对于参加起义的原“重庆号”官兵,东北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和东北局决定,对他们分别作了安排,少数确实不适应我军生活或不适宜留在我军的人员,可以自己申请或劝说其离开另行安置,其余绝大多数人都集体开赴鸭绿江畔的安东市,在那里创办了以原“重庆号”人员为主的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任命原舰长邓兆祥为海校首任校长,朱军为海校政委。
此后又从东北军区所属部队和军事院校,抽调了一批干部去充实和加强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海校创办期间和开学前后,父亲等军区负责人曾多次去传达贯彻军委和军区所定的建校方针,指导和检查建校工作,特别是要求我军干部做好对起义人员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