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专访亲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国外交工作者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报道:(记者钱彤、孙奕)1971年11月30日,一条新华社发布的公告震动了世界,它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
尼克松访华40年过去,依然健在的亲历者已为数不多。近日,记者访问了曾参与这一“破冰之旅”的中国外交工作者,拨开历史尘烟,回顾那段非同寻常的往事。
大局已定:“中美适当改善关系是有利的”
在尼克松访华消息发布后,外交官赵稷华隐约觉得,他将参与到这一历史事件中去。此时,赵稷华与中美接触已有一定渊源:于1971年调入外交部欧美司美国处后不久,他便参与了“乒乓外交”的翻译工作,并在其后参与了基辛格两次访华工作。
此时,原本参与中苏边界谈判的外交官丁原洪也被调至美国处,转而研究美国问题,成为工作组一员,为尼克松来访做准备。
自上世纪50年代,丁原洪就参与了中国对苏联、东欧等国外交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后,他又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尼克松于1969年就任总统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在当时的背景下,中方研判,苏联相较美国对中国威胁更大,中美适当改善关系是有利的,决定接过美方发出的希望改善关系的一些试探。”丁原洪回忆。
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借口“肚子痛”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同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同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了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时间。
事实上,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就有中方工作人员秘密进驻到钓鱼台四号楼。当时中美隔绝、敌对多年,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找不到立刻能投入工作的美国问题专家,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便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材料,为此后的中美交往做准备。
“我们阅读了此前多轮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资料,还看了《六次危机》等尼克松的著作。”赵稷华回忆,“但那些资料后来基本没用到。尼克松来访谈到的内容跨越了(大使级会谈)那个阶段。”
精心安排:访问期间中美会晤分成五个层次
访问在尼克松抵京三个多小时后便掀起高潮。1972年2月21日下午三时许,尼克松乘专车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
会晤现场翻译唐闻生当时还不满29周岁,忆起40年前这一幕,她感慨:“双方都没有讲话稿,但心里显然都想好了要说什么。双方都很明白对方在大的战略、双边关系上有哪些可以发展的共同点。”
按原定安排,会晤只是礼节性的。不少中方人员没想到毛主席当天就决定见尼克松,美方很多高级官员对此更是毫不知情。尼克松深知这场会晤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简要说明来意后便单刀直入。已年近八旬、身体状况并不好的毛泽东在会晤时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举重若轻”,就这样,原定只有约20分钟的礼节性会晤延长到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历史性的70多分钟,打破了两国隔绝多年的政治坚冰,为双边关系发展翻开了新篇章。
事实上,中方为尼克松的访问进行了精心安排。赵稷华透露,在京期间,除两国元首会晤外,双方正式会晤还包括: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的限制性会谈、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基辛格就公报磋商、外交部代外长姬鹏飞同罗杰斯会谈、中方与美方代表团全体人员在其抵京后及赴杭州前举行的大范围礼节性会面。
参与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简报工作的赵稷华介绍,这一限制性会谈一方面阐述各自一贯立场,一方面在战略上互相交底,如讨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台湾问题该如何解决以及美方特别向总理说明为何要来中国等话题。
他回忆,限制性会谈每次3个小时,一连举行了5天共15个小时。简报整理好后要经章文晋审阅再上报,每次批完都已是半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作为国务院官员,不仅没有参加元首会晤,也没有参加周总理与尼克松举行的五轮限制性会谈,以及乔冠华与基辛格就公报举行的磋商。
“罗杰斯的身份相当于外交部长,没参加上述会晤可以说非常反常。如此安排是由于美国白宫同国务院间存在矛盾。尼克松访华前,美方提出了这一内部困难,中方照顾到了美方困难。”赵稷华说。
为此,中美商定,由姬鹏飞同罗杰斯举行另一层次的双边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及很多中方官员也参与其中。双方围绕中美关系,主要就台湾问题及双边交流、贸易、文化、科技等话题交换意见、表达意愿,也有一定的内容,赵稷华说。
为了应对尼克松访华,中方从外交部及有关单位调来了许多工作人员。尼克松抵达前夕,工作人员已统一入驻人民大会堂等地。“大会堂的大厅里排满了床位。尼克松在京那几天,我们每天工作到半夜,如何吃饭、睡觉都没有印象了,那几天是在高度紧张和兴奋中,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赵稷华说。
维护利益:乔冠华与基辛格11轮磋商谈公报
除限制性会谈之外,赵稷华还参加了乔冠华与基辛格就联合公报举行的11轮磋商,负责谈判文本的管理工作。
他透露,实际上,在基辛格1971年第二次访华时,双方就已基本敲定联合公报草案,只有台湾问题美方声明部分的一两句话悬而未决。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把草案全文又逐字逐句捋了两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略作了文字调整。但双方在悬而未决之处仍然僵持着,“不到最后不妥协”,气氛胶着。
“谈公报一般在上午、中午、晚饭后抽时间,一共进行了11轮,一次平均两小时,节奏非常紧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尼克松在北京停留的最后一天,双方不断开会、谈了四次之多,基辛格还单独约见了两次周恩来,那一天真是紧张得要命。”赵稷华说。
他回忆,谈判走到边缘时,乔冠华会以“不要公报也可以”来施压,基辛格则往往面红耳赤,强压怒火,把铅笔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双方都没有拍过桌子。
经过磋商,双方终于在北京达成协议,就最为关键的关于美国自台湾撤军一句的措辞等有关说法达成了一致。
这一经历使赵稷华受益匪浅。上世纪90年代,他曾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参与了同英国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的多轮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限制性会谈和公报谈判并没有美国国务院的翻译,美方一是出于保密考虑,也是相信中方翻译的能力。担任口译的主要译员是冀朝铸和唐闻生,过家鼎主要负责笔译。”赵稷华介绍。
又起波澜:美方在杭州提出“修改公报”
1972年2月26日,尼克松一行自北京赴杭州访问。没想到,活动结束后,美方当晚紧急约见中方,称罗杰斯就联合公报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希望中方再予考虑。
“乔冠华听闻非常生气,表示公报都已经谈完了,眼看尼克松就要结束访问,再这样扯皮就谈不成了。”赵稷华说。
他回忆,罗杰斯的“意见”对公报并无大改,而在于企图改变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调子的强弱——对美方有利的要加强、对中方有利的要降低。例如在“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表述中,罗杰斯认为“立场”一词语气太强,要求将其删掉,只说“美国政府对此不提出异议”。
对此,中方紧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的回复是: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不能改。“尽管当时气氛很紧张,但中方也并没有觉得那么悲观,因为美方还是尼克松说了算。”赵稷华说。
经过中方的争取和双方协商,27日凌晨,双方总算最终敲定联合公报内容。27日上午,双方再次核对文本,送至上海的印刷厂紧急排印中英文文本。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当天,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赵稷华说,和以往国际关系中的联合公报相比,上海公报的一大特点即先摆明中美分歧、各自立场,再谈共同点,这恰恰说明双方基本立场都没有变,也让列出的共同点更为鲜明突出、真实可信。公报的最重要内容是反霸条款和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
公报的发表将尼克松此访再次掀至高潮。它标志着中美长期隔绝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对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