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冯友兰 冯友兰 冯友兰简介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中文名:冯友兰 外文名:Fung Yulan 别名:芝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 出生日期:1895年12月4日

逝世日期:1990年11月26日 职业:教授 毕业院校: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哲学简史》 代表作品:贞元六书,中国哲学简史 荣誉:现代新儒家 纪念馆:唐河县冯友兰纪念馆

1895.12.04,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

1902年,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0年,遵其母嘱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年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1912年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学。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烙印。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11年先是取唐河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1913 年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夫人吴淑贞已病故。

“ 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同学介绍他与同乡河南新蔡人任载坤相识。并于1915 年,与任载坤女士订婚。

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正是任载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

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919年12月,冯友兰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1923年,创作《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同时,他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

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冯友兰先生图册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又到广东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6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冯先生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1935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1921年,在《新潮》杂志发表《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