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所长朱丹旗
朱丹旗1959年生,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即开始财务生涯,至今已在票据和账簿上摸爬滚打二十几年。1994年,奉组织之命,他从省农垦总局财务处调往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摘下公务员红帽子,任寥寥数人的事业单位所长。
随后四年,他巧借业务培训争得经费数笔,完成企业原始积累,后移师省城,试探性进入市场。经诉讼爆炸时期,历行业重组浪潮,至2000年,由他执掌帅印的黑龙江三江会计师事务所已成本省领跑企业。2000年,不甘“本地王”地位的朱丹旗遍访国内同业,意欲携手做大,并终于攀上北京“岳华”。
几经拼杀,“岳华”成就了其在本省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2003年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实现收入600余万元。朱丹旗等人创立的“三复核制度”也成为同业仿照的样本。
吃体制资源
记者:会计师事务所是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步发展的,它从计划体制中衍生而来。从吃政府,利用体制资源开始在市场中站住脚,到成功用市场力量提升自己,在许多同行者或转体失败或仍在小打小闹的时候,“岳华”已成为比较有影响的中介服务组织,且渐行渐远。“岳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与您有很大关系,请您谈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朱丹旗:这种行业确实是以计划的形式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尽管国家有关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各种形式的大检查,但仍无法摆脱经济信息质量失真严重的尴尬。为了还信息以真实性,也为推动证券业发展,我国开始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置社会独立审计机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这种现代服务业。
从当时人们称这个行业为“经济警察”,也可以看出来对会计师事务所寄予的厚望。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挂靠在财政局等部门的,直到1990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批才陆续放开,允许企业创办会计师事务所,但必须有挂靠单位。
就在这一时期,省农垦总局创办了黑龙江三江会计师事务所。虽然对这个在国外已很成熟的行业尚无明确认识,省农垦总局仍像当时的许多部门一样抱着“先成立起来再说吧”的念头成立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作局属“自留地”。
拿着4万元经费,事务所的两个人非常迷茫,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展业务。1994年,我拿着局领导给的100万元的“嫁妆”(后归还),调到事务所开展工作。
什么是注册会计师?企业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所到之处就是普及知识,非常难。这种局面终于在随后4年被打开———我利用自己过去在总局财务处与下属企业熟悉的便利条件,开展财务人员培训,获得一些培训费和拨款,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觉得日子还挺好过。
培训不仅让我们拿到了钱,也使人们对会计师事务所有了一些认知,就这样工作开展起来了。1995年,我们兼并了一家审计事务所。接过来以后注册地还在佳木斯,兼并后我们觉得不能总服务农垦企业,需要扩大服务半径,开辟市场。
于是,1995年就买了现在“岳华”所在的这个楼,20个人开始走向市场。1999年7月份,我们按政策要求正式与省农垦总局脱钩,成立了黑龙江三江会计师事务所,它是当时最大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搭上“岳华”
记者:能够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您那时的日子应当是很好过的。而您却遍寻大江南北谋求合作,是为了追赶合并潮流,还是为形势所迫?
朱丹旗:在长城等几家会计师事务所接连遭遇信任危机后,国家加大了对这个行业的整顿,一些小的事务所就要面临生存问题。2000年前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市场是什么样情况呢?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占整个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几,国外占百分之十几,但营业收入占中国市场37%,客户非常少,但收入很高。
当时的会计师协会、证监会等也看到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这个行业规模太小,根本无力抵御国外竞争,所以推动企业间重组。为什么出现重新洗牌和合并的高潮呢?其实,那时合并还有一个原因。
那时证监会突然下了一个规定,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里证券师达不到20个的取消从事证券资格,而且时间要求得很紧。黑龙江一些大的事务所开始活跃寻求合并。我也把深圳、上海、山东、沈阳、吉林、北京跑个遍,寻求合并,并与当时在北京很有影响、正欲做大做强的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洽谈合作。
经过5轮考试,5次考察,“岳华”终于同意“三江”前来投奔。2001年,“三江”正式清算,吸收了“三江”所有专业人员的岳华黑龙江分所成立。
记者:据我们了解,黑龙江省会计师事务所有200家之多,大都处于小而散状态,许多还是“夫妻档”、“朋友所”。由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也在积极寻求合作,但成功者很少。“三江”干净利落地融入“岳华”,这个操作过程或许正是那些重组失败者或正在重组者最关心的内容。
朱丹旗:“岳华”接受“三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三江”必须清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割断风险源———后来这被认为是首开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重组的先河之举。现在回忆起来,我仍觉得全员按工龄清算“三江”做得挺漂亮的。
作为所长、股东,我没参加清算组,只行使表决权,但我有一个条件———为了“岳华”的持续经营,“三江”的大楼不能分。清算组有专门的清算组组长,他们组织查账、清算、定政策,把净资产量化到人头。这之后,我们组成5人执行委员会,也是入股“岳华”的5名股东,筹集兑付其他人的清算款。
我们5个人内部签了个协议,把这个楼过户到我个人名下,然后贷款158万元给大家兑付,一次全部兑付的7折,分期兑付的则全额。整个清算过程律师全程跟踪。
其实,会计师事务所不是靠资本经营,而是靠智力经营,只要所长在钱的问题上看得明白,这种清算就不难了。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时也都走清算道路了,但有些直到现在还没清算干净。我分析,我们当时脱壳脱得很好,除了因为我不参与清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认为别的都是小事,联合起来做大做强是大事。
记者:十年积淀而成的“三江”被“岳华”取而代之,两个有着各自不同文化、企业精神的品牌,如何嫁接呢?
朱丹旗:“岳华”与“三江”在文化融合、分配结算、网络等方面有许多事情需要沟通,但因我们当时认识非常一致,不计较得失,所以品牌嫁接得比较完美。合并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本地人认识“岳华”,“三江”消失了,品牌嫁接到“岳华”上,你得让大家知道是二者合并了,但“岳华”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谁认你的能力啊,这得去宣传。
我们投入5万多元开办企业成长论坛,邀请企业家、政府官员参加,还请了很多知名人士讲课,结果很有轰动效应,宣传了“岳华”品牌。随后,我们与注册会计师协会联手搞会计师培训,我们给它讲课,这种形式也扩大了“岳华”知名度。
艰难的守夜人
记者:我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各大上市公司的造假丑闻中熟悉会计市场的。因为把一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企乔装打扮混入股市,因为帮助一些企业掩盖财务恶化做假账进行会计欺诈,许多会计师事务所都曾经历信用危机,独立审计功能异化,诚信度降低。您怎么评价这个市场?
朱丹旗:这是一个高智力行业,突出特点是执业独立、客观、公正。上市公司要求财务信息向社会公开,这是市场经济完善的标志。在国外最信赖的就是会计师,所有的信息都是由会计师审过的一个信息,大家觉得这样的信息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这一机构应当是独立的,应当是按照准则、法规去审计,社会也需要这么一批队伍,把所有经济信息纯洁化、提高可信度,推进诚信、公开、公平,推动市场机制建设,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但在现实中,这个市场却非常不规范,亟待净化。
比如,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给钱就干活儿,避税、做假账,只要给钱就干,这样就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诚信水平。还有恶性竞争问题。黑龙江省大大小小的会计师事务所有200多家,其中150多家分布在哈尔滨市,如此密集的分布并非哈尔滨会计市场发达的标志,而是小而分散的表现,鱼龙混杂,这么多的会计师事务所抢占这块有限的市场,只能低价恶性竞争,最终毁掉整个行业。
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仅仅发展了几十年,与国外百年历史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把现在的问题放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应当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缺少有力度的监管,特别是在企业新陈代谢上缺少干预。惩罚时就像用面包打在身上,这种力度如何保证行业的执业质量呢?
记者:您担心混乱市场的汰优机制可能会导致守夜的品牌企业以恶制恶,最终毁掉整个行业。
朱丹旗:还有这个行业的吸引力问题。在国外,如果考上这种会计师资质是很高尚的职业,会计师、医师、律师在国外自由职业中是最富有的。但在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需求是30万名,而目前全国仅有6万多名从业者,7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的人未从事这个行业,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行业没有吸引力!其薪酬结构、投入与收益比、服务价格等等都与国外有很大距离。我干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种抱怨,国家对会计市场重视程度不够。
寻租与责任
记者:一方面要争得市场,一方面要承担诚信载体的责任,在这个天平的两端,安达信、毕马威等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都曾有过失衡的经历。在国内并不规范的会计市场上,“岳华”这个“适者”是靠什么生存的呢?是否接受客户的特殊要求?您如何平衡寻租与承担诚信责任的关系?
朱丹旗:违法违纪的事我是不做,这是底线。我有三点要把握的。第一,有这种要求或风险,需要我们这些承担风险的合伙人参与。参与的第一条是评估风险和风险出现的概率。到企业不单单是评估企业的账目,还要评估领导者一贯的诚信程度和企业在对外进行交易交往的诚信程度,还包括与它关联企业的诚信程度,这都影响我的风险评价,这都需要一个很专业的人去评估。
第二点,评估的这种风险能不能承担,如这种风险企业能在几年内把它消化,那么它消化的时间我要评估,而且风险程度要定性。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5个合伙人会召开例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另外,我们还要看企业成长性来确定决策风险。我们也会与企业谈判,与他们签订3年的合同,使企业在我的监督之下把我的风险吃掉。
我们做审计是这样,前期做几天的调研,对一个大企业,规范程序是这样,调研评价企业内控、流程、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需要评价政治因素,回来之后,其中一个合伙人要决定这个业务接不接,如果风险我们能控制,我们就接,这样派项目经理,他就根据调查结果做一个详细计划,严格按照计划操作,你带着人按照计划去做的时候,如果发现重大问题,我们有一个重大问题请示中心,必须得向他请示。
做项目的同时必须派项目经理、助理人员,同时要指派授权二级复核。
我们在招聘的时候第一位的就是人品,人品要不过关,给他放出去做这个项目就很糟糕了,为了防止在做项目时出现问题,派一个二级复核人,同时在派遣单上还要指定一个三级复核,三级复核就是由我们5个合伙人之一来操作。
项目经理在做项目时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样我们有一个重大问题请示制度,要向二级复核人请示。做完了之后二级复核人或者在所里复核,或者到现场复核。大项目都要到现场复核,就是对项目经理所有底稿进行复核,复核完毕在上面签字,之后交给质量监控部,交给他们复核,我们又称“冷静复核”,就是不参与整个项目,不了解状况,从专业角度、技术角度根据内部规定程序和准则,按照计划履行的怎么样,这几个复核只要复核出问题就必须马上改,改完之后才能到下一级,“冷静复核”之后交给三级复核,我们5个指定一个对业务进行复核,三级复核完到我这儿签字。
所有的报告都要拿到我这儿签字,因为我要负责,我签字的时候也有可能复核,也有可能直接签字。这种制度下,我们的风险就很小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事务所没有出现过一起诉讼。
其实,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好多东西都是程序化的,这方面他们经验很丰富。他们会总结出一套制度或程序,它包括的工作手段、手法、程序非常完善,按照这套程序评估项目,风险就会被制度“筛”出来,这也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差距。
另眼看国企
记者:“岳华”曾为省内许多大企业提供过专业服务。在与这些企业的亲密接触中,作为财务专家,您发现了哪些问题?现在哈尔滨正在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许多国有企业正在改制或已完成改制,您对它们有哪些建议呢?
朱丹旗:我们接触过很多企业,包括很多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我发现一些没有改制的企业面临着经营者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以他们不注重财务管理、战略管理、营销,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已改制的企业再不重视这些问题,在竞争中会摔更大的跟头。
我们黑龙江的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仍在沿袭过去的东西,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许多大型企业大面积清产核资、改制、出售,接纳新的资本,这能够为企业增加活力。但许多已改制企业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机制还没有激活。
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产权制度改了,但原有人员的经营理念不能很快转变,这是我们发现的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产权制度改革前,经营风险国家担负;产权制度改革后,这种风险就转移到股东身上了,并没有完全解决企业发展问题。
更让我感到很困惑的是他们并不想主动改造自己。南方企业这方面就十分注重,比如在咨询方面和培训问题上,南方企业的主动性就很强,我感到南北差异很大。我也很无奈,我们的财务咨询没有得到更多企业的积极回应。
民营企业也是同样的问题,这就更难以理解。民营企业不存在产权、机制上的问题,但有些却同样不重视现代管理方式。许多企业以为质量认证就万事大吉,实际上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一定的机构做咨询,提供决策参考和企业诊断。在我经手的企业里,民营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表现得也很滞后。
我建议,政府的有些投资不仅要投向企业的生产型项目,还要用于公共服务等方面,以此在社会上树立一种风气,形成一种愿接受新鲜事物和现代理念的氛围。
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是社会对经商者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中,诚信主要是靠道德约束的,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走的就是“仁义”之路。在市场经济中,诚信主要是靠制度约束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负责检验企业诚信。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能用税收规模、就业安置量等一般性指标来评价。如果他们能够不断提升诚实守信的水平,我们实现“诚信社会”的理想就会多一分可能;如果他们放松了诚实守信的标准,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增一分危险。
我们可以将他们比喻成“市场诚信的守夜人”。今天我们推出了“守夜人”中的一位佼佼者,“拷问”他是如何实践这一神圣职责的。国内很多地区在打造诚信品牌,如“诚信浙江”、“诚信江苏”等。我们也愿借这次访谈使大家更多地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打造诚信社会的问题。
近来,我市几个曾经赫赫有名的企业相继“忽喇喇似大厦倾”,个别企业家甚至人去楼空,不知所终,企业隐藏已久的资产虚假问题充分暴露,巨额不良贷款,给债权银行和担保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再度把哈尔滨的诚信问题引入了“苍茫时分”。
哈尔滨正面临大发展、快发展的历史机遇,要让财富在哈尔滨充分涌流,营造诚信的商业环境十分重要和迫切。解决这个问题要靠道德说教,但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成熟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就是为防范信用风险建立的,是拱卫诚信的第一道防火墙。如果我们的注册会计师在出具报告时能够坚守诚信的执业原则,商业欺诈就难于披上合法的外衣,上述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会计师敢于“见小利而忘大义”,肯定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或执行上有问题。社会诚信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是市场诚信的最终责任人,一个地区的诚信水平与政府的治理能力高度相关。当年温州假货祸乱天下,主要是政府不作为,而后来温州商人能够洗心革面,功劳当推政府作为到位。
我市经济水平比沿海发达城市水平低,即使把黑龙江包括在内,每年也不过1.2亿的会计业务量,却有100多家的会计师事务所(黑龙江总共200多家),数量大大多于发达城市平均水平,令人费解。如此过多过滥,鱼龙混杂的事务所各有其八仙过海的生存本领,有的吃“体制饭”———依附那些“肥水不流外人田”企业;有的破坏市场秩序,满足造假者的需求;有的破坏游戏规则,杀价竞争。
于是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的事务所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有的审批大厅里明晃晃地挂着“验资报告,立等可取”的招牌。
这是不是监管部门过于“仁慈”的原因?监管部门的“仁慈”还体现在“汰劣”方面:丧失诚信的守夜人不能受到严厉惩罚,市场就会出现逆向淘汰机制,诚信的会计师就会迷茫,个别人可能就会因为“一念之差”而丧失原则。
访谈朱丹旗,并非关注他是否为道德君子,而是关注他是如何用制度来保证诚信的。合伙人制度要求他必须诚信,否则面临无限风险;三级复核是约束企业职工,确保合伙人风险最低的制度,环环相扣。因此这些年“岳华”没有出现审计方面的法律纠纷,因此他才能够“深明大义”,拒绝为个别大牌企业家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
此次访谈感触很多,哈尔滨发展高级第三产业的确有很大优势,也有很大的潜力,会计师事务所就是这样的行业。“岳华”是从三江平原主动迁到哈尔滨的,加入哈尔滨的集聚后,他更容易与国内“高手”对接、更容易与世界对接、能接到更多的单、触角更容易伸向全省。我们要为这些高层次服务业在哈尔滨集聚创造条件,但目前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岳华”的“三级复核制”还使我们联想到哈尔滨的政府投资项目,动辄超概算,解决的出路也在于制度建设,比如无收益的政府投资项目要尽量推广“代建制”,有收益的项目尽量推向市场,采取BOT,招投标等。当我们提出一个方案时,要扪心自问,这是顺应市场力量方向的,还是逆着市场力量方向的?它符不符合哈尔滨的最高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