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的判决是否是导致如今老人不敢扶现象的根本原因?

关于「老人扶不扶」的问题,最主要的批判的是「道德因素」的,说现代人社会冷漠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互相帮助。但是这是一种最浅显最易于拿来做批判的观点,事实上,探讨「道德」这种「非正式制度」,首先应该去看社会的「正式制度」是什么,以及这种「正式制度」的设定会及其培养的「社会文化」是怎么样改变人的行为选择。

很明显,我们现代社会有一种「信任文化的缺失」,人与人之前冷漠或者不信任,以至于老人跌倒了之后,扶者担心会不会被欺诈钱财;老人担心有没有来帮助。但是这种「信任文化的缺失」,绝不仅仅是「素质问题」,这背后有深刻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因素」。

----------------------------------------------首先,获取信息的来源——媒体。------------------------------------------- 中国的媒体大肆宣扬「老人扶不扶」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媒体对社会事件的关注。

然而,由于中国媒体天然的弊端(党管宣传管媒体运作),中国媒体对社会事件的报道缺乏对问责性,并且由于人们追求刺激心理的需求,报道的事件以耸人听闻或者发人深省为主。

第一方面,中国媒体对「老人扶不扶」的内容分类如下(表1)所示。

反面实例报道大于正面实例报道;而从内容分析上,反面事例的内容更为多样,这些事实所传递的信息至少有:“扶老人”有危险,也会遭到误会或指责,很多人不会上前搀扶跌倒的老人,就算非常有必要扶起倒地老人,也要先保证防比陷入纠纷,被撞老人有时会故意坐地不起,等待“后援”。

而正面事例的内容相对来说就比较单一,传递的信息主要是:虽然很多人不敢“扶老人”,但还是有少数人不怕“麻烦”,有一些热心人会主动帮助需要搀扶的老人,被帮助的老人有时会对助人者表达感谢(许莹,2012)。

但是,这里所强调的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并不是想让党和政府对媒体施加管控的压力,相反的,媒体之所以有这种倾向性的报道,报道内容单一,正是因为中国的「党管宣传」与「审查制度」所致。这在第二方面,会做具体阐释。

第二方面,中国的「党管宣传」与「审查制度」导致了中国媒体报道的倾向性、道德至上性、以及缺乏深度思考。

如表2所示,中国媒体对「老人扶不扶」的报道,主要基于「道德框架」,而「法律框架」以及更重要的「问责框架」则甚少涉及。因此,社会大众在接受到中国媒体所报道的「老人扶不扶」事件,较少会从制度、法律问题去思考现象产生的原因,更不会因此产生问责的诉求;相反的,这种一味彰显「道德问题」而不谈「产生原因」「制度因素」与「解决方法」的媒体报道,无法使社会大众意识到「老人扶不扶」背后的原因,因此,在这种所谓「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下,人们缺乏做出任何改变的动力,更缺乏安全感(因为若是制度或政策问题,则可以产生对某些制度或政策的诉求;但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除了教化与自我约束,人们别无他法,只会选择自我保护),并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

而媒体的这种报道的倾向性,一是媒体的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有限,道德是最易批判最没有风险的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审查制度」的大环境,以及「审查制度」带来的「自我审查」,使得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缺乏深刻的原因剖析,没有自由与争辩的环境,就难以有精辟而深刻的观点。

-----------------------其次,信任缺失的渊源——司法、社会保障、制度与公民社会。------------------------

第一方面,司法——没有事实依据的「弱者偏向」。

中国的司法制度上的问题——如司法不独立以及法官、律师的专业性问题,诉讼费用较多,以及其带来的不公正,使人们普遍存在「不要惹官司」的心理,

「跌倒系列案」的剧情及相应的判决均相差无几,跌倒者(原告)被扶人者(被告)扶起后起诉要求赔偿,法官在无法还原客观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双方相撞,并以双方均无过错、但根据公平责任原则应当赔偿受害人损失为由,判处扶人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冯辉,2012)。

第二方面,医疗政策与医疗制度——「不敢生病的普通人」。

中国的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以及中国医疗政策的保障性缺失,人们「不敢生病」,特别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次生病可能等于所有的积蓄都毁于一旦,而医疗报销等保障又少之又少,难上加难。老人没有能力支付资金的医疗费;或者老人的医疗费对于正常人来说负担太重,这才是不敢扶的深层原因之一。

倘若有良好的医疗政策与医疗保障制度,医疗费用是正常人可以负担的起的,那么这种表面上的「道德堕落」就不再是道德问题。

第三方面,社会制度与社会保障——「校长撑腰体」的制度反思。

老人扶不扶的问题产生后,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而其中一种「校长撑腰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来源于北京大学校长吴志攀参加会议时产生的想法,并且借助「微博」的平台进行广泛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演变出了各种高校的版本。

下午参加北大各院系及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座谈会,吴志攀副校长讲了一个想法:向所有北大校友提出倡议,鼓励校友讲诚信、做好事,做有道德的公民,如果中间发生风险,比如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起诉,北大无偿提供法律支持,如果败诉要赔偿,北大出20万,多出的由校友募集支持。希望支持的北大校友转发!”

此外,羊城晚报在早时更曾报道《中国好人网成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

其实,早在2011年9月8日,羊城晚报报道的《中国好人网成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中提到:“2011年3月5日,在华师大的支持下,中国好人网‘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应运而生。创办人谈方教授表示:‘不管是谁,见到老人摔倒你大胆去搀扶,由此打的官司,将有律师免费给你打,你如果真的是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金额,不管多少。’”

在高校与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号召下,社会大众有了人间还有温暖,美德仍会存在的希望。但这也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本来按常理只有「扶」或「不扶」的一个选择,在现代社会需要背后强大的保障才能实施,无论是高校的保障还是高校教授创设的基金保障。

「校长撑腰体」反映的是「有人撑腰,我才敢去扶,我才有底气去扶」。那么,被外国学者研究称为「全能主义」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作为「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中国,政府的脉络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无法为中国人们提供一个「我敢扶人」的社会保障?既然高校与社会在行动,那么为什么政府恰恰缺失在这一环?

第四方面,公民社会与社会公民。

公民社会与文明的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制度的培养;而文明的制度需要有觉醒的有担当的公民去建设。人与人之间缺乏的是基本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培养是需要一套文明的制度与规则的,一旦公民与公民意识形成,又会促进制度的不断完善。

而中国教育中基本的急救知识等缺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最后,「信任文化的缺失」本质上是公民「政治信任」的降低。--------------------

政治信任包括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政府信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类似于孔飞力的《叫魂》,这种人们对事件的普遍不信任,以及引发的恐慌,本质上揭示了官僚体制出现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大众普遍缺乏信任与安全感。

综上所示,「老人扶不扶」体现的是一种「信任文化的缺失」,但这种「信任文化的缺失」不能仅仅以「道德」作为解释,这背后有「媒体的逻辑」「制度的逻辑」等一些更本质更复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