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樊丽明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大学要有抢抓机遇服务大局意识

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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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如果说组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任,意味着可以进行"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改革创新试验,那么就上海财经大学而言,瞄准自贸区组建

如果说组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任,意味着可以进行“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改革创新试验,那么就上海财经大学而言,瞄准自贸区组建的智库、开展的协同创新研究——用好这个全新的平台也意味着改革、创新、试验。

“推进改革,必须有抓手。除了给予人、财、物的充分保障,最关键的是做好心理准备:困难随时会发生,我们总得以开放、改革的精神去面对。”就上海财大在对接国家急需,服务上海发展所作的最新部署、深入思考及改革举措,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提取“最大公约数”,以举校体制服务科创中心建设

文汇报:上海财大调配了很多资源、投入了很多学术力量在上海自贸区研究上,按照您的说法,这是上海财大在服务上海未来发展上提取的“最大公约数”。您是如何考虑的?

樊丽明: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办学史,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出现在欧洲,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高等教育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出现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主张大学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至此,高等教育的职能也从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

就中国来说,虽然办大学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好处是我们可以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大学还必须立足国情: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面临新形势,大学到底需要做什么?

在我看来,摆在中国大学面前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是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比如资源环境问题、世界和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还有一类就是国家重大急需问题。比如,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又比如,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如何回应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挑战,在世界贸易新格局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中央把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任交给上海,就是希望上海先行探索,取得经验今后可以复制推广,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大国像我们如此这般迫切。

说到这一点,我想到了100多年前的美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智库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一批智库之一。在这个智库成立的最初,有一个背景:一批研究财政学的教授成立了纽约市政研究院,大家围在一起研究政府的钱怎么花、是否需要建立预算制度、具体应该如何建立等问题。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是需要一些公众政策研究机构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意见——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啊!

也正因此,结合上海财大的办学传统和优势,我们把推进自贸区协同创新研究列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攻坚领域。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认同后才推进

文汇报:大学的教授们学科背景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要把这么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集结在一起,在实施“举校体制”的过程中,您怎么应对来自一线的“众口难调”?

樊丽明:说到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急需,有些学者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有损大学的独立性?是不是就不提倡“坐冷板凳”精神了,从而有损基础研究?等等。

对于一些认识误区,确实有必要正面回应,从而扫除改革的思想障碍和观念障碍。

首先必须要厘清的,就是大学履行服务社会职能和保持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建国初期搞原子弹、氢弹研究,大家都会拍手叫好,因为这是服务国家重大急需。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到人文社科领域,情况就开始复杂了。有人说,“大学是不是太屈尊于社会需求了”,貌似对接社会需求的研究妨碍了大学的独立性。

大学的独立性,主要是指大学的品格独立。让高校的学者关心国家的发展需求,关注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状况,并不等于失去思想独立性。现在一说到大学精神,总有人提民国时期。当时大师璀璨,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但客观地说,民国一批学术大师都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的命运,这和我们如今倡导的回应社会关切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契合的。

第二个认识误区是: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忽视基础研究划上等号。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服务国家战略急需的实质是:以基础理论为依托,针对特殊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科学地运用理论并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和方向性的判断。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一个学者如果不熟知世界贸易的基础理论,不熟知世界自由贸易的整体格局,这样的研究本身就走不远,更谈不上服务国家战略。

第三个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是,服务国家急需和智库建设的关系。

我认为,对人文社科领域来说,智库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有效组织形式。无论是国家面临的问题,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问题越来越大、日趋复杂,而研究者专攻的领域则日趋细小、狭窄。弥补这“一大一小”的剪刀差,智库是有效的应对方法。

说到底,智库是一种科研组织形式,它应该是思想库、人才库、信息库。在就一些争议、争论形成共识后,启动相关的改革、推进相关工作就容易形成合力。实际上,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认同后才推进。对大学来说,无论是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还是推进其他教改,都要有一种抢抓机遇、服务大局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