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后人 【洪湖大肃反主持人夏曦失势后被部下板砖砸中面门】
【洪湖大肃反主持人夏曦失势后被部下板砖砸中面门】
核心提示:会场上,那些二军团的代表也都一齐吼道:“打死夏曦,给同志们报仇!”有的人喊着,把砖头朝夏曦扔去,一块砖头打在了夏曦的脸上,疼得夏曦立时哎哟起来。贺龙、肖克等人见此情景,急忙用身子将夏曦挡住。任弼时挥手道:“同志们,大家不要激动,夏曦的问题,组织上会正确处理的,我们是红军,不搞以牙还牙的江湖式的报仇。我们要从夏曦的错误中找到教训,继续前进。”
一、投身革命
夏曦,字蔓伯,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参加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是该地早期骨干。不久,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夏曦参加了学联领导下由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国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919年12月,他和毛泽东等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20年8月,又参与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该会活动的主持人之一,领导进步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同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曦是第一批参加者。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受湘区党委指派,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代表们一起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2月回国。
回国后,在由毛泽东担任指导主任的湖南自修大学,与姜梦周、罗学瓒、李维汉等一起任教员,为党培训了青年干部200人以上。1922年至1923年,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主编并继续出版《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提出了学生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学生应代表人民痛苦,要走向社会,与工会、农会相结合,反抗帝国主义,推动湖南学生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出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会上提出《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
1924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同年,党中央指示,改为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在益阳、宁乡等地组织农民军。
二、入伙王明集团
1928年党中央派夏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把他压服了。1930年回国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1932年3月,王明派夏曦到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他积极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夏曦到洪湖苏区后,第一道圣旨就是撤掉邓中夏的职务,按照王明的指示,严厉地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四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反党的企图,并把王明一伙的要求贯彻到湘鄂西党政军中去。
在此期间,夏曦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红军发展作战原则,特别是关于肃反方针上,都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三、肃反扩大化的狂徒
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肃反工作由夏曦操纵,领导机构叫肃反委员会,具体执行肃反工作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分局书记和个别负责人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
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把一切对“左”倾冒险主义怀疑、不满、批评、反抗的同志,不分情况,不问是非,一律戴上各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以对付罪犯和敌人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
他们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信,不作任何调查甄别工作。这样搞出来的“反革命”数量之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夏曦等“左”倾错误领导者却一意孤行,竟认为分局和省委以及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和少数工作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
他们乱抓所谓“改组派”,杀死了许多优秀的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干部。
从1932年开始的历时近3年的4次大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3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前后逮捕3000多人”,贺龙后来回忆说,洪湖苏区“肃反就杀1万多人”。在连续四次大肃反中,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师长王炳南,红三军原政委后任参谋的唐赤英、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都被夏曦杀害。
夏曦操纵的肃反委员会,关向应是成员之一,却不吸收贺龙参加。抓什么人、杀什么人一般不征求贺龙的意见。因为在夏曦的眼里,贺龙是个“军阀”,属于被审查的范畴。由于夏曦的瞎指挥,1932年9月反“围剿”红三军遭到惨败,洪湖苏区也丢掉了。
这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制造的恶果,夏曦却认为是由于肃反运动搞得不彻底和所谓“改组派”捣乱。10月间,红三军一到大洪山,马上又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连续逮捕了湘鄂西军委分会的参谋长唐赤英和七师师长王一鸣以下营、团干部200多名。
看到部队被整成这样还要肃反、贺龙心如刀绞。他对关向应说:“不能再肃,再肃部队就跨啦!”随后在隋县王店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仍然杀气腾腾地叫嚷肃反。
贺龙拍案吼道:“你杀了这么多人,还要杀,你是什么党员?”夏曦盛气凌人地威胁说:“你在国民党里头做过大官,当过师长、镇守使,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你要给我写申明!
”这话刚一落音,贺龙立即用同样的手段回敬说:“你也给我写申明!民国十三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找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饭,给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5万块钱……你也给我写出来!
”这番话,夏曦听了不禁胆颤心惊。因为当时党内唯成分论盛行,如果众人知道了夏曦当过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他不仅没资格继续当书记,更不能领导肃反。夏曦攻击贺龙未能得手,反被揭了短,恼羞成怒,竟喊出了内心深处隐藏的话:“你是军阀!
”贺龙非常愤恨,毫不示弱地喊道:“我是军阀,你就是国民党!”关向应看见他们争吵,急得劝劝这个,说说那个,费了好大劲儿,最后勉强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可是夏曦岂肯罢休?及至部队走到商南竹林关,夏曦以为长途跋涉即将结束,就对贺龙再次下手,叫人突然下掉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贺龙身边的另外两名警卫员。
在肃反中,夏曦觉得什么时候都靠不住了,认为党、青年团和苏维埃组织都为“敌人”把持,又提出要解散党和团的组织。2月上旬,在鹤峰毛坝召开的中央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提出“清党”和继续肃反问题,还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主张。
贺龙火了,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党解散了怎么能行!解散党,我横直不能同意。”参加会议的干部和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反对夏曦取消党、党组织。
可是夏曦独断专行,硬说什么“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次会场上争论激烈,后来被夏曦在肃反中处死的段德昌、宋盘铭等都对夏曦提出尖锐批评。段德昌对夏曦说:“你把红军搞完成任务,苏区搞跨了,现在又要解散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是十分错误的,我不能同意。……”关向应怕把事情闹僵,一个劲儿地插话,想叫他们不说。
可是大家忍无可忍,不约而同地对夏曦抗争起来。在这次中央分局会议之前,贺龙认为撤换夏曦的分局书记职务势在必行,但他没有这种权力,曾动员关向应说:“小关!你当书记,你来搞吧。要么,我们开个会选一下,看选他还是选谁。”关向应立即对贺龙说:“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贺龙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他们对夏曦这个杀人狂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年3月,在巴东金果坪召开的分局会议上,夏曦又提出结束党、团组织。他一人拍板,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错误决定。其后夏曦把持的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肃反中“感觉到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组)派利用”,“感觉必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
”在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后,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夏曦强令取消。在解散党、团组织的同时,宣布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连一些群众性的组织也被取消。结果湘鄂苏区的党和红军,只剩下3个机构、4个党员。3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负责肃反工作的分局秘书处和红三军军部政务科;4个党员是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夏曦自从抓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以来,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党政军各系统内,就抓出了1500多名,其中改组派占90%以上。由于抓的人太多了,看押人员不够,只得将手枪大队调来看押。夏曦如此一搞,直把苏区的里里外外,弄得风气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个个胆颤。
比如,几个相好的人在酒馆里喝了回酒,这几个便成了改组派,原由是几个人在一起就是要秘密反革命事儿。两个人如果私下里说了几句话,也立即被说成是改组派。更有许多人是被胡乱咬出,后苦打成招,而后去乱咬别人。如此恶性循环,改组派便越抓越多。
一天,夏曦在瞿家湾召开了公审大会。公审被抓起来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分子。这时候,有一队战士将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孙德清、刘革非、戴补天、刘鸣先等湘鄂苏区内党、政、军中重要干部,都押了过去。
每个人都被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这些人,虽然刑具在身,口不能言,但是,每个人都立眉倒竖,怒眼圆睁。对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之人,都很熟悉。而今,他们忽然间竟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骨干人物,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有些人心里难过,便把头低下,不忍去看。这时候,夏曦满脸的凶杀之气,恶狠狠地说:“现在宣布,对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刘革非、彭国材、胡慎己、戴君实、戴补天、侯蔚文、张宗理、张昆弟、栩栩、孙德清、刘鸣先、李剑如、彭之玉、段玉林、赵奇、张应南20名派改组派的首恶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执行死刑的战士将万涛等人押到谷场西北角。随即,30多名战士手提着木棍。江奇一声令下,这些战士们便举棍向万涛等人打去。可怜,这许多英雄,蒋介石出重金皆不能买得其首,而今霎时间便亡于乱棍之下,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谢老谢觉哉对此曾写诗骂夏曦道: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当时,谢觉哉正在湘鄂西临时省委任秘书长,主办《工农日报》,本在夏曦欲杀害的黑名单之内,由于在监利被敌潘善斋旅所俘,夏曦杀害群英时,谢老正在敌营中关押,才幸免一死。江奇指挥人将万涛等人打死之后,立即宣布散会。
接着,他又指挥人将那些没有杀死的改组派,全部转移,以免被敌人抢走。在转移这许多改组派时,保卫局令人用铁丝从这些人的肩胛骨穿过,而后系在一条长绳上,走时,前后左右都有战士押着。那些“改组派”,一边走一边滴着鲜血,个个痛苦不堪,有伤痛过重走不动者,江奇便命就地处死。
这些“改组派”走出不到十数里远时,保卫局领导当即下令,将那些走不快的“改组派分子”。全部推入路边湖中淹死,之后,又令人押着那些没死的,急急逃去。
大规模地“肃反”,乱抓乱杀,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已成为太上皇,除了贺龙有时还敢和他争辩外,连关向应、宋盘铭等人,都已被夏曦凶威震住,这样一来,夏曦一开口,便是圣旨。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
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来,更为甚之。那些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洪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作为“改组派”抓起。没几天的工夫,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
这些被抓之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夏曦见这些人不交代,便下令用刑。一时间惨叫之声,令人胆寒。有受刑不过的,便胡乱招供。那些被供出之人,立即又被抓起,再动大刑,折磨的这些人死去活来,又有受刑不过的,胡乱招供,如此恶性循环,不上十数天,便抓了300多人。
夏曦便令将这些人十人为一串,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乡游街,每到一村寨时,前边的人打一声锣,逼迫这些人喊道:“我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今日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时值二月天气,鄂西山区,尚寒气逼人,这些人被游街时,赤着脚,穿着短裤头,一个个几经折磨,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途中,便倒下死了,五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琛,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了起来,用“背火背篓”、“铁牛耕地”等酷刑折磨他,到最后,用铁丝穿透他肩胛骨,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邬阳关时,易发琛已奄奄一息,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
“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不好看管,夏曦出了个点子:各团都成立“改组派连”,将被抓起的人都集中在这个连里,带着手铐脚镣,吃饭时也不准取下。
部队行军时,把枪挂在他们脖子上,稍露反抗,便遭拳打脚踢。走不动的,当场打死。
这时,红三军已经完全抛开了敌军的尾追。夏曦也算松了口气,便给关向应写了个条子,关向应便按照夏曦的指令,亲自带人去抓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几名战士上去将唐捆住,唐赤英急了,冲关向应喊道:“关向应,你为什么要捆我?”
关向应说:“你问我,我也说不清,这是夏曦的命令。”
唐赤英在院中这么一嚷喊,屋内的人都惊动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都一起走了出来,贺龙见唐赤英被捆起,忙问关向应说:“向应,这是怎么回事?”关向应拿出夏曦写的条子对贺龙说:“这是夏曦的手令,说他是改组派。”段德昌也怒骂道:“要是改组派,早把他夏曦打死。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快让他杀垮了!”
面对夏曦疯狂地杀人,贺龙、关向应二人也在一起议论,贺龙说:“向应,你为什么那么听夏曦的话呢?”关向应只是摇头叹息,贺龙又说:“立三路线时,你是犯了错误,可也不能因为那时犯了错误,现在就不分是非了?”关向应痛苦地说:“胡子,不要再说了,我心里乱极,说些别的吧。”
夏曦杀了唐赤英后,又把目标对准段德昌等人。他把有关人员通知来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上说:“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军长)、王炳南(师长)、陈协平(师政委)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他们的罪恶,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
特别是段德昌,打着什么'山上不能创造苏区’、'苞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如今抓了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儿,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都很顽固,连夜突击审讯,只是不招。
最后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段德昌昏过数次,陈协平十指打折,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是否是改组派,凡有嫌疑者,一律抓起,对于顽固不化者,要动大刑。
对于改组派,我们决不能手软,他们是白骨精,是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已和唐赤英;托派首领为刘鸣先和潘家辰;陈独秀派首领为谭蔚文和李剑如;罗章龙派首领为张琨弟和王进之;AB团分子首领为柳直荀。
而各又统统都归周逸群的改组派所领导。
”德昌被砍死。行刑之时,保卫局偏又找了把生锈之刀,英雄死时之痛苦,不可言述。段德昌被砍死之后,第二人便是王炳南,王炳南因腿断不能立,便由两名战士架着。王炳南被处死之后,接着便是陈协平,陈协平时已昏迷不醒,夏曦手下令人用石头将其头颅砸碎。
这三位红三军中的优秀指挥员,便这样被杀害了。段德昌牺牲之时,年仅29岁,王炳南也只41岁,陈协平31岁,正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之时,却含冤饮恨于九泉之下。
四、丁家溶会议
1935年1月27日晚上,在大庸县的丁家溶村头的一座老爷庙的大殿,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干部,各团营的代表参加批判夏曦的会议。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会,帮助夏曦。夏曦自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红三军政委以来,所犯的错误十分严重,是对红三军指战员和湘鄂西苏区人民犯下了罪的。
夏曦在肃反中,搞了扩大化,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又擅自解散了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这些后果,起到了毁灭苏区,毁灭红军,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
”贺龙接着说:“夏曦,你想一想,湘鄂西中央分局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垮下去的?不是敌人搞垮的,是我们自己搞垮的,你夏曦要负责主要责任。你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红军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游荡的生活。
你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点,最后,竟连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叶光吉,甚至连牺牲的周逸群,你都不相信了,竟说他没死,是改组派的主要头头。
可怜他壮志未酬,便告别了人世。”贺龙的言语,勾起了到会人的无限伤感。特别是红二军团的代表,想到夏曦给革命带来的祸患,气不打一处出,有的人竟愤怒地喊起来:“夏曦必须老老实实的反省检查!”“夏曦是真正改组派的头!
”有的战士还拿来了一根大棍子,往地上一扔,接着高声喊道:“打死夏曦!”这时候,夏曦吓得浑身如同筛糠,脸儿一阵白一阵黄,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该死。”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都发了言,代表们也都争先恐后发言。
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又有不少人呼喊道:“打死他!打死夏曦!打死这混世魔王!打死这国民党的刽子手!”红二军团的指战员,可真把夏曦恨透了,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对夏曦这些年的一意孤行,大肆屠杀红军指战员,湘鄂西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敢怒不敢言,甚至是不敢怒不敢言。
因为谁要对夏曦稍微不满,夏曦一句话,就可以要命。大家只得把满肚子怒气,压在心底。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盼到了有人撑腰,盼到对夏曦的错误能批评了,大家如何能耐得住心头怒火?会场上,那些二军团的代表也都一齐吼道:“打死夏曦,给同志们报仇!
”有的人喊着,把砖头朝夏曦扔去,一块砖头打在了夏曦的脸上,疼得夏曦立时哎哟起来。
贺龙、肖克等人见此情景,急忙用身子将夏曦挡住。任弼时挥手道:“同志们,大家不要激动,夏曦的问题,组织上会正确处理的,我们是红军,不搞以牙还牙的江湖式的报仇。我们要从夏曦的错误中找到教训,继续前进。”丁家溶召开的批判夏曦的会议,集中地清理了夏曦在肃反、建军、建党、丢掉苏区方面的错误,并撤销了他的党内外职务。
五、溺水身亡
1935年2月11日,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来电:夏曦虽有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是应该的,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领导研究后,做出决定,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中旬,红六军团攻占了毕节城。在此休整了十来天后,国民党万耀煌、樊淞甫、郝梦龄、郭汝栋等部共七个师一个旅。气势汹汹地向毕节逼进。由于敌众我寡,军团部决定撤出毕节。第二天拂晓,部队开始撤离毕节。
夏曦来到政治部总务处,对饶兴说:“敌工部李部长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前边去等他吧。”他向军团政委王震打了招呼,并嘱咐饶兴带一个警卫连同他一起。向土匪盘踞的野马川、七星关地区进发。
天还没有亮。部队借助星光摸索前进。走了大约十来里路,天已大亮。登上一座山顶,向下俯瞰,只见一条河横在面前。中午时分,夏曦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战士顺着小路下了山徒涉过河。这条河河水很急,大约齐腰深。他们趟了二十来米,突然对面山坡上出现了两个农民装束的人,向河边走来。
警卫员一见,立即高声喝问:“干什么的?站住!”两个人也不答话,仍径直朝前走。一个警卫员拔枪“呯呯”放了两发子弹示警,另一个战士随后同夏曦往回淌。
贵州的三月,阴雨连绵、天气乍暖还寒,夏曦身上还穿着一件皮大衣。连日来由于紧张的工作,使他很少休息,身体疲惫已极,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蓦地一股急流冲来,一下把夏曦和警卫员都冲倒了,他们两个都不会游泳,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旋涡。
黄昏时,在下游不远处,警卫连的战士找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尸体,他们将警卫员掩埋在河边的坡地上,然后用马将夏曦的遗体驮上,去追赶部队。第二天凌晨在毕节县七星关杨家湾附近赶上大部队,向军团领导报告了事情经过,然后在老乡家买了一副棺材装殓,由军团长肖克及唐子其主持安葬,据1977年肖克将军回忆:“就葬在七星关那个地方,离赫章不远。”
解放后,毕节地方政府在七星关修建气势恢宏的夏曦纪念碑,在毕节市烈士陵园也修建了夏曦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