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种疫苗引发瘫痪 这一针谁来承担责任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136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他点上一根烟，一言不发。
儿子正趴在床上，掀开旧被子，尿味扑鼻而来，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4个烂坑，王红军比了比，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一下，两下，还是动不了，只掉下几片脚丫的皮屑。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
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在日本，这种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恶魔抽签”。
补偿补助成为“中签”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所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
没有机构愿意认错。王红军像上了发条，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要补偿，“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年一年这样过”。
2016年春节已过，他还没去成智利，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当地几乎夜不闭户，但这个堆满病历、鉴定书、接种本和法律文书的抽屉，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
2015年10月，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北京时间上午10点多天才刚刚亮。
在老家，他有4间房、17亩葡萄地，年景最好的时候，净收入就有七八万元，“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拿的是年薪”。
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他结婚了，2004年除夕儿子出生。全家围在一起，都说这是“双喜临门”“全国都在庆祝”。“喆，两个吉，图个吉利。”他给儿子起名“小喆”。
葡萄大卖的2008年，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他幻想，再过几年，自己就可以买车。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做海外葡萄生意。
转眼，2016年春节都过了，他没去成智利，倒是挪了个村子；他没买成车，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大众”；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至今化肥钱还欠着。
2015年夏天，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子，地点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
“现在鸽子才600只，一只能卖20多元。”他算了算，马上改口“还不能卖”，应该等规模再大一些，“今年是没法赚钱了”。
鸽子600多只，棚房合起来却有将近1000平方米，“空旷”得吓人。棚房以前是用来养牛的，镇上愿意免费借他们先用，鸽舍才选到了这里。
王红军父子住在鸽舍隔壁，尽管不知那间房是何来历。第一次到门前，防盗门猫眼用纱布堵着，门与墙两三厘米的缝隙塞进了黄乎乎的胶。一推门，几条蜘蛛丝粘在天花板上，地板堆着砖块、动物粪便，粪便都已经干了。
花了两天，他收拾出这30平方米的空间，搬进6件家具，稀稀落落地摆着。
原来爱“满村子转着玩”的小喆，这时已经下不了单人床了。他下身毫无知觉，每天要更换十来片尿不湿。尿液随时可能流出来，王红军准备了10条白毯子，每条夹在尿不湿与被单之间，防止“洪水”漫到其他地方。
“养鸽子不用到地里，我才能随时照顾小孩。”王红军指了指床头晒着的3条白毯子。
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盛着淡黄色的水，“白毯子每天都要洗，每条要洗好几道，最后一道的水留着，下次再用”，因为“村里没有自来水，要省着点用”。
2012年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喆，常让父亲哭笑不得。现在，小喆开心的时候，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多好的娃啊，如果没出事，现在一定更开心”。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
2012年7月1日，没有任何征兆，王家被恶魔选中了，这天中午12点，8岁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突然，他倒下了，站起，走了几步，又倒了，这回站不起来了。陈女士听到喊声，赶紧把儿子抱回房间躺下，“一摸腿，没感觉”。
王红军和陈女士2011年已经离婚，原本，儿子是趁暑假到妈妈家生活几天。
“她给我打电话，说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医院。”收葡萄时节将近，王红军在地里绑枝条。他放下绳子就往车站赶。
在伊犁州，医生用小锤敲了敲小喆的膝盖。一锤，两锤，腿没反应。再摸摸肚子，还有知觉。
医生拿起黑色碳素笔，在小喆大腿处标了一道1厘米长的横线。每隔一段时间，医生用10厘米金属棒在小喆的皮肤划一划，重新标记没触觉的地方,被抬进重症监护室的小喆，头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头颅、肝胆、双肾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脑子里想很多，想怎么会这样子，我到处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想起当时的场面，王红军语无伦次。
陈女士也难过：“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让事情发生吗，我会不好好照顾吗？”
“他脸色苍白。我很难受。”王红军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个“只能发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门外，一刻也没有睡着，不时起身趴在监护室窗户上。他知道，其实这看不到什么,天亮了，小喆体温由36.5摄氏度一路飙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经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横线开始移动，没知觉的地方上升了。医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这距病发不到一天。
病历的用词一个比一个扎眼：“患儿在住院期间随时可能病情发展，出现呼吸肌麻痹，出现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决定马上送儿子去乌鲁木齐。车主坚持人满才发车，王红军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买了,从此地去乌市将近10个小时。担心司机犯困，他们不断聊着天。司机问小孩怎么回事，谁也答不上来。后座上，小喆躺在妈妈身旁，插着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点8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收治了小喆,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医生问。陈女士答没有。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熬过28天，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现在病情稳定，“没什么可以治疗了，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
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们继续飞往北京。小喆已经没法坐了，他下身没有知觉，好像悬空着，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身子就会下滑,王红军叹了口气，当时，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机票钱都是借的。
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对于首都，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对于乌鲁木齐，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当保安、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
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
“没有啊。”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经历的，一些人早已经历了,留守新疆的家人帮忙卖了葡萄。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万元。王红军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卖出好价钱了。
“疫苗”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回到村里，他去学校打听，果然，一个老师说，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爷爷奶奶也想起，“孩子说过要交20元，但没说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接种是霍城县政府组织的，据称采取“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
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系？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半，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
拿到第一份“结论”是2013年5月，差两个月就是儿子病发一周年。这张抬头印着“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的纸，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结论为“与‘腮腺炎疫苗接种’无关”。
王红军上网搜索资料，意外找到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群友来自贵州、湖南、山西等地。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两三百人。哎呀，现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红军翻着手机叫出声来。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这个群，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不断弹着消息。
他所经历的，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在公益志愿者、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结论多半是‘无关’‘偶合’”。
《南方都市报》也曾统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
“如果你认真写，真的‘无关’，我也认了。”今天提起那张“结论”，王红军还忍不住提高嗓门，“就12行字，把儿子基本情况、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没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着，但他很快发现，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而且躺着不能干别的事。
后来，王红军在小喆床边固定了两个扶手，让他抓住，撑起身子“坐”在床上，可没一会儿就背疼。他又给小喆配了轮椅，可没多久，屁股开始长起褥疮。
儿子最终卧着。每天醒来，他头一撇就可以看到电视。双肘撑起上身，还可以看书、吃饭。久而久之，这个胖乎乎的少年，肘磨出了茧。
“整个家都毁了！”他的心被扎了一下。儿子成绩一般，但未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谁说农村的孩子永远就在农村？”
5个月过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这次有8页纸，他一页一页翻，末尾结论印着“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这回，轮到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隔了4个月，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结论变成“不能排除异常反应”。
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要么是异常反应，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个平静的男声答：“这是术语。”后来，又有人私下解释：“不能排除有关，意思就是有关。”
他相信地挂了电话,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对话每次都在反复：鉴定是有关、无关、不能排除，还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现在状况怎么样？王红军很少发言，“我不太懂”，他又对着报告琢磨，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他肯定拒绝。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恶魔抽签”会不会抽到自家。
没有和王红军商量，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补偿25万元2014年3月，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他原以为，有了鉴定，事情会好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