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钱春绮生平及译作介绍 西方诗歌的盗火者
钱春绮先生翻译过席勒、海涅、歌德、尼采诗集及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派诗人诗集，早已多种译著加身。2010年2月3日，先生辞世，而他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成为他最后的绝唱。
钱春绮，男，江苏泰州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后长期行医，20世纪60年代转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历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和上海文史馆名誉研究员。2001年，他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钱春绮个人资料
中 文 名：钱春绮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 生 地：江苏泰州
出生日期：1921年12月7日
逝世日期：2010年2月3日
职 业：医生、翻译家
毕业院校：上海东南医学院
主要成就：德语诗歌翻译
代表作品：《歌德诗集》、《浮士德》中译本
钱春绮(1921-2010)生于民国江苏省泰县第十区小纪镇。194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后长期行医，60年代转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对于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是五官科医生，60年代转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却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挂冠转而做起了专职翻译。其实钱先生搞翻译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钱先生自己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拿到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
但文革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了低潮，钱先生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文革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可时过境迁，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钱先生对此感触良深。钱先生自己也是在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后，情况才稍稍稳定，现在一个月能拿到1600元工资。但被钱先生戏称为"翰林院"的文史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钱春绮历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和上海文史馆名誉研究员。翻译出版有席勒、海涅、歌德、尼采诗集及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派诗人诗集多种。
1956年起，钱春绮先后出版了席勒诗剧《威廉·退尔》，海涅《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德国中古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德国诗选》。1960年弃医从文后，专事文学翻译工作。
1979年起，先后出版有海涅诗集《阿塔·特罗尔》、《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歌德诗集》、歌德诗剧《浮士德》、《席勒诗选》、《歌德戏剧集》、《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海涅抒情诗选集》、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尼采诗选》、《施托姆抒情诗选》、《法国名诗人抒情诗选》、《黑塞抒情诗选》、《歌德抒情诗新选》、《海涅诗集》、《海涅散文选》、《尼采散文选》、《席勒戏剧诗歌选》、《茨威格散文选》、《里尔克散文选》、《瓦莱里散文选》、《拉封丹寓言全集》，歌德小说《赫尔曼和多罗泰》以及尼采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浮士德的版本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几个译本各有特点。郭沫若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本名气最大;董问樵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译本很悠久;钱春绮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也颇受好评;绿原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权威;而最新的译本就是杨武能译本(安徽文艺出版社)。
以下是某位网友的个人评析，仅供参考：
在郭沫若、钱春绮、陆钰明、杨武能、绿原版的《浮士德》中，名不见经传的陆钰明可以排进前三。甚至可以说是仅次于郭沫若的译本。陆版浮士德，全篇弥漫一种多愁善感的，极不适当的忧郁。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译者的境界问题(这个原由几乎超过了翻译学讨论的范畴)。他的所有角色的视角，都是一个“人”(humanbeing)的视角，而丝毫没有区别，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天主、魔鬼(梅菲斯特)、常人，及其他主要人物间的，落在言外的人性张力，和内在本体的堂奥所在。因此较郭的译本贫乏，缺灵动。但他的语气拿捏是合格的。除了一些白璧微瑕的极个别字词选择欠妥。
其实钱春绮的这个翻译有讨巧的成分。为了押韵，以及看起来工整，他刻意弱化了角色性格的体现，而通篇采取一种文弱有余的语调。这个小聪明直接导致了语言的造作，角色没有灵魂，只剩一副空壳。然而迷惑一下文艺小青年还是有用的。
杨武能比“当之无愧的最差译本”绿原的稍好。但总体风格很不自然，系理解大有问题。对原文的把握不准，个别字句的失当，角色塑造的精神分裂，处处都是死穴。印象中他一味地追求“雅”，而把“信”、“达”撂在了一旁。
绿原先生的毁誉参半早已为人所知晓，他的其他译作中的谬误之多，常常引人诟病。据我观察，对于浮士德的翻译，绿原采取的风险极大的散文译笔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他对于原著有自己的一套认识，换句话说，他根本不打算正视原作。第二，语言的准确性问题在分行诗歌中，是显而易见、难辞其咎的，可是依靠散文笔法，就大大提高了浑水摸鱼的成功率和“自由发挥”的正当性。
以下是某位网友的阅读感受，仅供参考：
徐梵澄译本行文偶有龃龉之处，哲人的译本。上世纪初的白话风格，有些生涩，并且是繁体字，读起来非常别扭。可能最接近尼采原著的义理，耐寻味，需仔细琢磨。另一方面可能梵译文离我们的确有些远了。
钱春绮版本是晚近新出的译本，钱先生以八十岁高龄孜孜不倦，综合各家之所长，不仅译笔文采飞扬，而且亦极尽忠实于原文，实为难得。这两个都可以称之为诗人的译本。
黄明嘉是当今学界声望颇高的学者和哲学翻译家。黄译本自上世纪漓江版至今几易其稿，新译本得娄林先生之助，不仅全面修订了文字，更其可贵的是参照西语学界诸多译本及研究专著增加了占全文几近1/3篇幅的注释和考证，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孙周兴是当今学界声望颇高的学者和哲学翻译家。孙译本是此书最新的译本，孙周兴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先前曾译过海氏《尼采》及尼采《权力意志》等书，由海氏上溯至尼采，实乃顺势而为，且孙周兴教授向以译文严谨著称，本书又曾在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班反复推敲讨论，译文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自然不容置疑，以笔者之间孙译本很可能将会成为综合得分最高的译本，哲学家的译本。
楚国南是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楚译本译出了原著诗一般的节奏和韵律，而可惜却一直未见有哪家社出一个不错的单行本?贵在行文的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韵味十足，可惜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内中终隔一层。
一般的评价是陈敬容和钱春绮译得较优美而欠忠实，而郭宏安译得较准确，从语序到字义都准，而缺少意象美。比如《仇敌》的陈敬容译本，第三节二三句，与原文顺序是颠倒的，再如最后一节第一句，陈老用“蚕食”，钱老用“侵蚀”，郭先生用“吃掉”……郭先生是多么朴实的人啊。
问：你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当初是怎么做起翻译工作的?
答：这与我学医、做医生关系很大的。当时在医学院的时候呢，我学了德文、日文，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出版业非常活跃，出版社就找我编译些医学方面的小册子，几年内，我用业余时间就写了好几本，当时销量也好，还有重版的。像上海图书馆等不少图书馆，现在都还藏了的。
问：一边做医生，一边在医学理论方面做些探索，而且做出了成果。
答：现在看来，我也不觉得就成其为什么了，只觉得与那时候我的生活状态有关。
问：当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答：那时候我已做了几年医生了，先是在中美医院，这是美国人在中国办的一家医院，就是现在的长征医院，它那时候在上海算是很好的医院了，而且我呆的皮肤科，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部门。但是好事多磨啊，我在这个医院呆的时间并不长，同济大学来接管医院的时候，只把护士留了下来，医生都被请走了，因为同济它有自己的医生嘛。我就到了上海第四医院，但是医院没有皮肤科，只有耳鼻喉科有人员空缺，我不情愿，也只好在那里做啦，那时候我得养家糊口，父母亲、兄弟姐妹都要靠我挣钱吃饭啊。这样，我从解放以前一直做到解放以后，但后来还是辞职了。
问：为什么辞职呢?
答：本来也是和一家医院的老同事说好了的，说辞职去他们医院的皮肤科。但等我辞职之后，他们人事科却不认这个账，要我去耳鼻喉科。如果部门不变的话，我何必来换医院呢?在不可通融的情况下，我索性不干了，后来我就在其他私人医院兼职，兼来兼去，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跑三家医院，变成“游击队”了。
问：这些医书就是这期间写出的?
答：哎，这种状态恰恰也是最能锻炼人的时候。因为要编写那些书嘛，需要多学习、多吸收，除了上学的时候学的德语、日语，我英语、法语、俄语也都学会了。
问：这几种语言你怎么学的?自我感觉有没有天赋啊?
答：比如说我学法文，那时候收音机上每天教着法文，那我就听嘛。后来又找到一个天主教的法文教授，我常叫他到我家里来玩玩，就这么零打碎敲地学，但花在上面的时间却非常多的，这不能说是天赋。我相信马克思讲的一句话，多一种外文就多一个窗口。我现在弄的一本书，我在上面强调，做翻译，一定要懂几种外文，你怎么翻的，你还可以参考人家怎么翻的，这个很要紧。现在中国搞翻译的，大多数只熟悉一种语言，这个窗口就小了。
问：后来你转向文学翻译是出于什么原因?
答：这主要就是兴趣了。14岁我在泰州乡下的时候就写诗了，16岁时已经写了一本，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也一直写作，没有断过。所以在做医生不是很顺，家庭负担又很重的情况下，文学也给了我不少的安慰，这时候就既写也译了。
问：当时文学事业发展很快，图书发行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正好给你提供了机遇。
答：那时候全国只有两家出版社可以出版翻译文学，一个是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就是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头我们互不认识，我第一次试着投稿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翻译的海涅的诗，海涅在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诗人，他是马克思的朋友嘛。但他们没用我这个投稿，倒来信要我翻译席勒的剧本，叫《威廉·退尔》，因为正好有个国际性的纪念席勒的活动，我就沾了个光，1956年7月出了我的第一本翻译作品。
问：之后你就把主要精力放翻译上了?
答：还没有，还兼职做着医生。后来1957年，海涅的诗在新文艺出版社出了，《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一下子出了三部。那时候是纪念海涅逝世一百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人类共同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我又恰逢其时。后来这几本书销路一直很好，经常要重印啊。之后几年又陆续出了《尼伯龙根之歌》、《德国诗选》等几本书。
问：连续几本书出版，一定减轻了不小你经济上的压力。
答：生活上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一些。那时候的稿费比现在要高，那时候中国跟苏联一样嘛，凡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收入都很高，像《威廉·退尔》的稿费是4000块，后来海涅的诗集一下子给了我8000块，而普通工人那时候每月的收入才几十块啊。但是那时候我并不敢大手大脚地花费，心里还是有个当家过日子的负担，这个有苦也说不出啊。
问：这时候你还是边做医生、边搞翻译，那什么时候才真正一心一意搞翻译的?
答：1960年。当初学医、做医生，并不是我自觉自愿的，那是我哥哥的主意，他那时候开药行，做医药生意，就想我学医将来开个医院什么的，跟他药行就有联系了。我呢，倒是干上这行就爱上这行了，即使干得不顺，也没有抛弃不干。但现在做医生和搞翻译，就像是鱼和熊掌了，考虑了好长时间，直到1960年我才完全放弃了医学，走上了一个自由翻译者的路。弃医从文，我就等于失业了30年。
问：弃医从文，医学界少了个耳鼻喉科医生，翻译界却成就了一位翻译家。但那个年代，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容易啊。
答：那时候你放弃了“铁饭碗”，辞掉公职，就意味着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的朋友都说，这么做冒险太大了，你要做自己的什么营生啊，你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的。
问：那时你以文还能养得起家啊。
答：以文养家，“文革”之前那一阶段可以，那时候我也很安心地翻译了歌德、席勒、波德莱尔的大量诗歌，但之后不行了，这些翻译作品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出版发行。“文革”期间书不好出，也不能做翻译了，就靠之前翻译作品的积蓄，维持一个大家庭，包括关了药房的哥哥一家的生计，所以还是相当艰苦的。
问：这期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答：我没有受到冲击，我没组织嘛，所以逃避掉了。但我的书，我收藏的差不多一万本书没有躲得过去，而且大部分是外文原版书啊，统统烧的烧掉，化纸浆的化了纸浆，真可惜呦。
问：你没受到冲击，为什么会被抄家呢?
答：哎，这个是题外之言，那时候我和日本一个教授有通信交流，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我写了我爱人的名字，这一来，有关部门就注意了，怎么我爱人跟日本人有来往呢?他们就到我爱人工作的学校里头，找她了，然后学校的工宣队就上门来了，这真是个冤枉的事情。
问：这一时期你的翻译工作就中断了?
答：还搞什么翻译呢，就连翻译的手稿也一起抄掉了，像歌德的《浮士德》啊，海涅的《意大利游记》啊，还有其他四五本手稿，全抄掉了。那时候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情况啊，所以停了好多年，不搞翻译了。
问：重新出版你的翻译作品，这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了。
答：改革开放的时候，出版社又恢复了，我以前交到出版社的稿子，出版社没有被抄掉，还存着，像歌德的叙事诗、抒情诗啊、戏剧啊，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就都派上了用场。那个时候人们求知若渴啊，所以这些书的发行量都很大，比如《歌德抒情诗选》，累计印数达到了50万册，《歌德诗集》十几年前印数就30万册，后来还不断重印。
问：那些被抄掉的手稿就太可惜了。
答：反正没有了，我就另起炉灶，重新翻译吧。像尼采曾被苏联批判为反动哲学家，他的东西向来都是被打入冷宫的，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都还有所顾忌，但我翻译了尼采诗歌，辗转了几家出版社，结果漓江出版社出版，卖了近20万册。
问：这一阶段应该是你继早期出版多部作品后的第二次高潮了。
答：是的，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中，新版、重版了我的翻译作品三四十部。
问：你是怎么找到那些外文原版书的呢?
答：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买原版书了，那时候上海旧书摊很多啊，外国人也很多，后来他们回国了，书他带不走啊，就都到了旧书店里、旧书摊上，那么我就经常跑这些地方，把书给淘回来了。那近万本书损失之后，给我打击很大的，书是我的命根子啊，那就继续淘吧，比如有一套旧版的《席勒全集》，我就是之后在外文书店淘到的。
问：翻译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愉快是什么?
答：我翻译的都是第一流的德国诗人，歌德、海涅，后来又翻译尼采，他们就等于中国李白、杜甫这样的地位，所以德国人也知道我，德国的记者，当时西德、东德的记者，都到上海采访我，德国政府也邀请我到德国去开会，我没有去，为什么不去呢?开会当然要办手续嘛，我又没有单位，所以很麻烦的。
问：翻译德国作品这么多年，德国就一次都没去过?
答：没有去过。
问：现在应该说有单位了。
答：1995年，上海文史馆把我吸收进去了，这儿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我在这儿一个月能拿到1600元工资，也算有了依靠，真正有了靠山了。当时我已经70多岁了，青春都浪费掉了。
问：但一个翻译大家就是这样实实在在诞生的。你对现在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有什么看法?
答：搞翻译的，中文底子这一点很要紧，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中文底子不够。像我从小在乡下读私塾，那时候线装本的古书，特别是《左传》，背得滚瓜烂熟啊，这个对我之后从事文字工作就有很大好处了。现在的人呢，文言文不读了，文言文不读，白话文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慨，搞翻译，要有中文的底子加外文的底子。中文底子中，要有文言文的底子;外文底子中，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有多种外文的底子。
问：翻译有直译和意译的说法，你怎么看待这两种翻译方式?
答：直译，你也不能完全照原文那个样子，那个模式译成中文很不像话的，会很硬，要照他的意思变成中文嘛，这个变，就是魔术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直译意译，翻译就要让它变得形神兼备，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
问：就是翻译工作里面常说的“信、达、雅”。
答：对，信达雅。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没有的你不能加，原文里有的你也不能少;达，你中文读出来要畅达;雅，就是要有文学的意味，但也不能太过份，太离谱了也不行啊。我的翻译就是忠实于这些信条的。
问：你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答：《歌德诗集》啊，《海涅诗集》啊，这些东西我还算满意。
问：你现在还在搞翻译吗?
答：还在翻译，三联书店最近出了我翻译、详注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重新编辑出版了我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另外，文汇出版社最近约我出一本我自己的创作集，我还没有最后完成，包括我自己写的诗集，也没有出版过呢。
问：你数十年生活、工作在上海，最初在老家泰州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1921年底，我出生在泰州乡下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个小商人，卖香的。我小的时候，他就把我送到了私塾，在那儿，私塾先生是不讲解文章的，只让我整天背诵四书五经什么的，我也不懂喜不喜欢，就知道天天要背。
1934年，我哥哥、嫂子把我接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做生意嘛，我先在私立万竹小学读书，两年后，好不容易考进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了一年，日本鬼子打来了，上海沦陷了。后来我就到省立扬州中学读书，两个月后扬州也吃紧了，我只好逃难回家。后来省扬中的老师在泰州的泰山公园那儿恢复学校，我又在泰州读了中学，那时我在泰州的《战报》上常常发表文章，诗，小说，都是以抗日为题材的。但是一段时间后，我生病了，我哥哥又把我带到了上海，之后就在上海读了东南医学院，学西医，毕业后到医院里做了十几年的医生，这样就一直在上海了。
问：据我了解，你对家乡的感情是很深的。
答：是啊，我的家乡观念还是比较重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乡土嘛。现在泰州仍有我的亲戚，还有我的朋友，都常有联系的。我们泰州人，江北人，早年在上海生活是很艰难的，这一点我印像特别深，所以对乡土的感情也就特别强烈。现在社会上讲乡土，提倡乡土，是有道理的。抗战时期，泰州开始吸引了很多外来人才，江南的文化迁移、聚集到了泰州，泰州的影响力也提升了。当然了，从前泰州就有“泰州学派”，还有郑板桥，《郑板桥全集》我小时候就读了，他的诗啊画啊，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