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医生 深大教授王晓华:儒家思想的 生态学维度

儒家强调仁人爱物,其基本精神颇为接近正在兴起的生态主义理念。受此思路启发,塔克尔、白诗朗、杜维明等人提出了儒家生态学概念。

从上个世纪中叶起,人类开始体验到一种难以掩饰的困窘:当公众坚信现代化快车将始终高歌猛进时,环境危机却日益严峻,世界似乎正在被“连根拔起”。在救偏补弊的过程中,殚思竭虑的大哲们将目光投向前现代文化,试图从中汲取拯救性力量:如果说环境危机源于现代化运动,那么,前现代文化中就可能蕴含着可兹利用的精神财富。

受益于这种“返乡”的实验,儒家思想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它强调仁人爱物,其基本精神颇为接近正在兴起的生态主义理念。受此思路启发,塔克尔(Mary Evelyn Tucker)、白诗朗(John Berthrong)、杜维明等人提出了儒家生态学(Confucian Ecology)概念。

作为“研究有机体在环境中生存的科学”,生态学表达了一种跨物种的平等情怀。在生态学的视野中,人并不是价值的中心,无权损害其他生命的利益。与此类似,儒家自诞生之日起就设定了高于人的存在:“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论语·泰伯》)天涵括万物,这是它的“大”之所在。人要效仿天,就必须珍爱众生。这正是孔子的行动法则:“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不猎击归巢之鸟。这是种发自内心的节制。它既不掩饰合理的自私,又体现了朴素的共生意识。当它由自发的情感流露发展为自觉的伦理操守时,一种守护生命的伦理学就会显现出其基本轮廓。

在《中庸》这部更具系统性的著作中,孔子的立场被发扬光大。它开篇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传达了一种谦逊的位置意识:天命内在于人之中,显现为性,人则是天命的服从者。对此,宋朝大儒朱熹说得非常明白:“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中庸章句》)那么,这命令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答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此处,“节”的本意是“竹结”,其引申义显然是“尺度”。“尺度”不单单属于人,相反,它存在于万物的关系网络之中。“发而皆中节”意味着:不是强行将自己的尺度赋予万物,而是响应事物的本有吁求。

审视万物的本有纹理,倾听天命的呼唤,顺应宇宙的进程,此乃人的使命所在。鹰飞翔于高处,鱼深潜于深水,万物各有其所,只有胸怀万物之节,方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人性牵连出物的物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22章)当人性和物性都被敞开时,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古词“赞”意指辅佐、献礼、颂扬,其对象是天地,通向万物并作的生命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30章)这不正是生态学所倡导的共生原则吗?

与《论语》一样,《中庸》拥有宇宙学的宏大视野,呼吁人们不断扩展伦理学的地平线:“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中庸》26章)当心胸如同天地般广阔时,人就可能拥有高明、博厚、悠远的“大德”:“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中庸》第30章)此时,天、地、人之外的第四元显现出来:这就是物。

古词中的物原指牛,后用来泛称所有非人类个体,包括草木、动物、山石等。物相互勾连,彼此托举,形成鸢飞鱼跃的生态世界:“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中庸》26章)在这个宏大进程中,物并非温顺的质料,而是“并育”的主体。“并育”的伙伴包括人。于是,宇宙大化被领受为天、地、人、物的四元游戏,“不相害”和“不相悖”则是基本的游戏规则。这是一种原初定位。它确立了后世儒家生态学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