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病中父女情 叶剑英父女情系中医

导读: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叶剑英元帅之女凌孜3月4日曾接受《中国中医药报》独家专访时,披露了父亲信任支持中医的往事,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心,现在我们一起来一睹为快吧。

叶剑英父女情系中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凌孜近年来多次提出关于中医药的提案,3月4日下午,在委员驻地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对中医有着深厚的感情,一方面是因为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疗效确切,还有一个原因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凌孜,原名叶向真,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叶剑英元帅之女。她向记者回忆了叶帅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叶剑英:如果不搞军事,就当中医了

他常为亲友推荐中医,一壶中药让他死里逃生,他把梅花针推向全国。

叶剑英元帅的老家在广东,中医药在广东百姓中有深厚的基础。叶剑英读书时就十分喜爱中医方面的书籍,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参加革命后,也对中医药留意关注。他还经常用中草药为自己、亲人和为部属治病,凌孜回忆说:“父亲曾经说过他若是学了医,一定是个好医生。我相信这话。有时,我真觉得他应该当医生,而且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名医。”

“父亲喜欢给身边的人推荐看中医,还常常自己开方。”一次,叶剑英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听说凌孜在北京患了鼻窦炎,他根据自己的医学积累,专门在广东挖了一些“鹅不食草”的秧苗,种在两个花盆里,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哪知道女儿患的不是鼻窦炎,而是一般的过敏性鼻炎。虽然不对症,但还是让凌孜非常感动。

文革前期,叶剑英住在长沙芙园宾馆。当时,宾馆的一个炊事员的妻子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叶剑英知道后,亲自为他开处方、采药,很快就治愈了。

而叶剑英自己也多次受益于中医药。凌孜听父亲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患肠炎,住进一家法国医院,好几天不见好,腹泻得快虚脱了。后来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一个中药方子,托朋友给煮了一暖壶,其中有菊花、金银花、甘草等药,还加入了蜂蜜。一暖壶药喝下去,父亲的腹泻就基本止住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1970年,叶剑英在湖南患了肺病,经过治疗有好转,但还是咳嗽。后来,他所在的部队医院听说叶帅喜欢中医,遂请了一位老中医,用“矮地草”等草药,治愈了咳嗽。叶剑英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中药很重要,长征时没有西医和西药,就全靠中药治病。我自己有个小本本,记有好多重要偏方,如果不搞军事,我就可能学中医当医生了。”

上世纪50年代,叶剑英在武汉出差的时候,看到有中医大夫在筷子上用线捆扎一簇针进行治疗,当地称为梅花针,疗效很好。他十分感兴趣,回到北京后,推荐给卫生部,让在全国推广,后来进行改良,变成了现在这种塑料柄的梅花针,广泛应用于临床。

建国初期,叶剑英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尤其关注中医药的发展。

叶剑英曾经专门为1960年出版的《中药简史》(北京中医学院1957年班编写)一书写了序言。

他在序言中说:“作为一个病人,我十分关怀中国中药的发展与成就。”“这几年我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员,病中深深感觉,对一种病症,采用中西并用、内外夹攻的方法是我国医药界最新的、因而也是最进步的治疗方法……中医必须学通西医,西医必须学通中医,才算名医。把中药知识和药材加以科学整理,把中药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是青年一代医师们的庄严工作。”

凌孜:中国医改要大力发展中医

亲身经历让她笃信中医,对中医理论有独到见解,呼吁卫生部推广甘肃经验。

“从小到大,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中医治疗疑难杂症取得明显疗效的案例。我认为,中医不仅便宜,只要对证,疗效也不慢。”凌孜给记者讲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几个病例。

著名中医蒲辅周老先生曾到中南海为周恩来等多位领导人看过病,也去过叶帅家。凌孜对蒲老的医术非常佩服。她记得蒲老给邓颖超治好感冒后,邓颖超对蒲老大为称赞,“我的感冒那么严重,蒲老怎么开二三毛钱的中药就给治好了!”

20世纪50年代,解放军301医院胸外科主任苏鸿熙在给一位二尖瓣狭窄病人进行手术后,病人出现肺炎,高烧数日不退,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抗生素,也不见效,最后高烧昏迷,这让我国第一位留美回国的心外科专家束手无策。

后来请来了北京医院的老中医叶新青(音),叶老曾给很多来华的外国元首看过病,经验丰富。叶老开了汤药给病人服用,同时配合针灸,三服药下去,病人烧退,肺部炎症也得到了控制。

谈到中医的科学性,凌孜打了个比方:“我们问路时一般喜欢问年长者,因为老人阅历丰富,对周围情况更熟悉。看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都愿意找资历深的老专家。中医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经过了不计其数的人体验证,其科学性毋庸置疑。”

凌孜认为,中医理论更加合乎情理。比如西医称人活着是有“生命”,如果呼吸、心跳等生理指征都没有了,“命”也就没有了。而中医称为“性命”,性为思维意识,即七情六欲;命是生命体征、身体状况。

中医认为人是由身体和意识共同构成,所以讲七情六欲能致病,也可以通过调节情志来治病,还能通过五脏与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诊治。这些理论都是非常科学的。

因此,当甘肃省中西医并重的医改做法被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经常关注中医药发展的凌孜对甘肃省的做法推崇备至,十分钦佩刘维忠厅长的魄力。

她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比较低,医疗资源也不如西方那么富有。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很多人看不起病,而中医药以其“简便验廉”的优势,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地区群众的基本医疗问题。甘肃所采取的“西医学中医”等举措非常符合省情和国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实践,值得推广和借鉴。“如果卫生部能把甘肃的做法在全国推广,那么我国的医疗费用一定能大大降低!”

凌孜给记者拿出她今年的一份提案,题目是《支持中医药发展,走中医特色的中国医改之路》。在提案中,她认为,目前中医药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生学历高、医术低,人员队伍萎缩,中医院中医药特色不突出,综合医院中医科萎缩,治未病还不够重视,中药材质量下降,新药研发慢等。

为此,凌孜建议国家坚持中西医并重原则,尽快出台《中医药法》;将中医药投入提高到医疗卫生总投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实行学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模式;综合医院西医科室也应配中医师,并设中医管理科,考核西医科室的中医药业务;在疾控、妇幼保健、卫生监督部门设中医机构;在新农合和医保中使用中医药应100%报销;发展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举办世界中医药文化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