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桥胡新 一个证券分析师的醒悟:张化桥的股市真话(最新修订版)

    为高利贷平反昭雪     你知道吗?投资银行、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一般要求投资的内部收益率超过25%,不管他们投资的形式是债权、股权还是可转换债。

你知道吗?全球千千万万的银行对信用卡余额所收取的利率高达40%。你知道吗?全球的消费者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的利率都比银行基准利率高出好几倍。你知道吗?大量的消费品以及医药企业的毛利率在70%以上!

    上述高利率和高回报率从来没有人抱怨,但是,我们中国人对高利贷的态度是鄙视或者敌视的,甚至有些从业人员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放高利贷的。

但是你想想,如果小企业主能够以10%的利率从银行得到足够的资金,他为什么要主动找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典当行或者民间借贷人,支付20%甚至更高的利率呢?难道他不懂算术吗?显然,在他所要求的时间和条件下,他完全不能获得贷款,或者不能获得比较优惠的贷款利率。

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应该逼他们走投无路,还是给他们多一个选择呢?     6月的某个深夜,在雷雨交加的广州,我急需从花都区的酒店赶到办公室取一份文件,虽然只有20分钟的车程,但是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愿出门。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位小伙子帮忙,付给他200元做报酬。他谢谢我。可是,我更谢谢他。     在多数情况下,高利贷(小额贷款和典当行)就是这样的服务。

宁波的王大伯下周嫁女,今天需要5 000元添置家具和多买一些食品。某小额贷款公司在15分钟之内把钱借给了他。下周,王大伯收到礼金之后,归还了5 300元。

这家小额贷款公司一周内收到了6%的利息,年化利率高达百分之几百。但是,你问问王大伯为什么不找银行,再问问王大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体验:他感谢还是仇恨那家小额贷款公司?我们不要想当然,不要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还是问问他吧!     广州某下岗女工2009年开了一家商店,为几家大企业采购和供应各种办公用品。由于她没有合格的资产做抵押,没有银行愿意给她提供贷款。

我们万穗小额贷款公司在认真分析了业务前景之后,帮助了她。今天,她是一个有成就感的企业家。     在广州花都区,我们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以微型金融为主业。

两年来,我们累计为1 537户小型企业发放贷款11亿元,其中单笔30万元以下的有1 345笔,户均余额10万元。我们的48名员工已经把微型贷款业务推广到了广州市花都区80个村镇和街道,帮助了17 750人就业。

我们这家小公司已经向政府缴纳税款2 300万元,而有些占地几百亩(污染河流和空气)的工厂从来没有缴过这么多税!     假想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突然决定把所有的资金赠送给农户和小企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继续为客户服务的本钱。

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赚不到足够的利润,它们的股东们就会失去动力,这个行业就不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几十年来,我国大量的支农资金、水利建设资金、西部大开发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全部都走进了一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死胡同。政府曾经试图引进偿还机制,让资金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很遗憾,基本上都失败了。

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没有带来一个自我造血机制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在实践中,大家容易忘记。我认为,政府关心“三农”和微小企业的最好办法是让它们获得资金上的平等待遇。

当然,高利贷并不能给它们带来平等。但是没有高利贷,它们离平等更加遥远,它们的境况会更加悲惨。     直到2010年,我本人对高利贷还有严重的偏见。

可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决定云游四方,做点研究,并很快就爱上了这个行业。《华尔街日报》的故事是这样的:某个星期五的傍晚,一个小伙子走进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营业所,他掏出身份证,很快获得了80美元的贷款。

那天是他女友的生日,他想买一束花,并且请他的女友出去吃晚饭。不一会儿,他就哼着小调儿,消逝在浪漫的落日余晖里。下周一,他领了工资,便把100美元(含20美元利息)转给了债主。

3天时间,债主的利率高达25%,年化利率高达百分之几千,但是那个美国小伙子没有抱怨。     我们中国人曾经鄙视农贸市场和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而他们只不过是凭借苦力挣一份诚实和干净的养家糊口的钱,一丝一毫也不比干部、教授和工人卑贱。

    我们的银行这几年已经开始意识到微小企业和“三农”的重要性,也开始有点作为。

但是,它们还做得很不够:民间贷款利率比官方利率高出5~7倍的事实足以证明银行做得太少,也足以说明社会的不公正。银行弯不下腰来,有公有制的原因,有放贷成本的原因(它们的浪费和麻木实在惊人),也说明了小额贷款的高风险。

银行审查贷款不灵活,费周折,营业时间和地点也并没有为小企业和农民着想。我们的银行长期受到衙门作风的毒害,对顾客傲慢,对抵押品也有过于僵化的要求。

所以在资金短缺时,微小企业和农民受害最深。我父亲是个湖北农民,他每次走进信用社的大门,腿就发抖。他为什么害怕呢?     近年来,虽然高利贷行业在媒体上曝光不少,但是行业的规模还是太小,原因在于监管制度太呆板,而根子在于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歧视。

2011年5月底,中国国内信贷余额为62万亿元。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为3 000多亿元,占0?5%; 典当行的余额为1 000多亿元,占0?16%;担保公司估计有300亿元不合规的贷款,占0?04%。

这三类机构的贷款总和小于华夏银行的一半,或者兴业银行的40%。     小额贷款公司在贷款前的尽职调查时间一般很短,管理成本高(因为单笔贷款较小),客户一般又没有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

但是,在政策上,它们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不能拆借资金,不能经办委托贷款,负债率又受到政府极不公平的限制(小贷公司0?5倍,典当行1倍,担保公司10倍,而银行10~20倍)。

    我们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严格遵守政府的监管规则,收取的利率绝不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同行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渴望降低利率。而降低利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从经济利益上和制度上(而不光是嘴巴上)鼓励所有金融机构参与小型金融甚至微型金融。

供求关系会把利率降下来。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设立机构太难,资本金太少,负债率的限制太严。当我亲耳听到同事们对农户说“抱歉,没钱可贷”时,我很难受。我们渴望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的杠杆率上去,业务量上去,但是利率降下来。

利率太高对于我们小额贷款公司而言风险太高。我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较低的利率,而不是较高的利率;但是,用行政办法限制利率从长远来看,是不明智的。企业破产不是因为借了高利贷,而是因为计划不周,管理不善。

如果借不到应急的钱,企业破产会更多、 更快。     古今中外,小贷公司和典当行都是很活跃的行业。而且,与大家的偏见相反,这个行业的繁荣并不以宏观调控(或者货币紧缩)为前提;即使在资金非常充足的2007年和2009年,高利贷也十分兴旺。

在今天的美欧和日本也是如此。我坚信,中国政府和大众一定会看到小贷公司作为一个行业对扶持微小企业和“三农”的巨大贡献。

随着这个行业的成熟和形象的提升,政府会提高它们的负债率的上限,也会降低税率而减少它们做账外账的诱惑。     吸引我投身小额贷款行业的原因有好几个,包括政策的春风和万穗团队的勤奋。

就在我到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上任之前的一个月和上任以来的这两个星期,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省金融办公室、广州市金融办公室和粤财集团(再担保)的主要领导已经多次来看我们并参观我们在农村搭建的融资帐篷,探讨扶持我们和全行业的具体设想。

我们很受鼓舞。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和广东省分行的负责人在来我们公司调研之后,已经给我们发放7 500万元长期贷款。     那些没有建立优秀团队、信贷文化以及贷款流程技术的小贷公司和典当行一般没有长期打算,也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现在已经碰到客户不足的问题,它们可能最终歇业,或者寻求合并。

但也有不少小贷公司和典当行会随之繁荣,会到资本市场融资;会有行业性的服务公司出现,提供融资和证券化的服务。

    高利贷,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有志的大学生,准备好你的简历,直接联系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典当行或者担保公司吧!

用你的勤奋去改善它们。我从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转到小额贷款公司,丝毫不觉得屈就,反而感到非常爽心。     通胀是国难     2011年4月,我到澳大利亚度假。

按照老习惯,我买来两份报纸:《澳洲金融评论》(AFR)和《澳大利亚人报》。一看价格,我大吃一惊:分别是3澳元和2?6澳元(澳元比美元略贵)。

1991~1994年,我在堪培拉大学当金融学讲师时在那里“爬过格子”。这两份报纸我太熟悉了,它们当时都是70~80分钱的报纸。我当时的年薪大约4?2万澳元,现在同样职位的人赚8?4万澳元。

但今天的讲师可比20年前的讲师穷多了。他们的相对经济地位也下降了不少。     国人对通胀相当熟悉,每个人都会讲几个有趣的故事。通胀也是一个全球现象。

当然,中国过去30多年的通胀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可笑的是,我们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90年代初还在坚守“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通胀”的旧理论。     我们的通胀究竟会有何等结局呢?在我斗胆作几个长期的、模糊的和方向性的猜测之前,我想回顾过去30多年的中国通胀。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通胀是没有利或弊的:把1元的钞票变成1?7元或者5?3元,就好像上市公司最爱玩的游戏一样,把股票拆细,1拆5,甚至1拆10。

这都不影响任何人的利益(正面负面影响都没有)。当然,送红股也是完全一样,把公司的资本储备转变为股本之类的小把戏也属此类。

以后,股数太多了,大家的算术不够好,还可以再把股数缩小,比如每7股合成1股等。     对于政府来说,通胀就是把纸币拆细。

等到通胀太严重时,大家买一斤大葱要支付几百万元时,对大家的算术水平要求太高了,我们还可以删掉后面几个零,美其名曰“货币改革”。旧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干过这类事。不过,遗憾的是,通胀和“货币改革”不像股票数量的增减那样中性,可能会导致利益转送、剧痛、恐惧、社会不公平,乃至动乱。

为什么?     过去30多年,中国的通胀是信贷高速扩张的直接结果。银行业作为一个系统(特别是包括中央银行)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贷款的,当然也可以在钱少的时候贷很多的款。

其背后的支撑是公众对政府和银行的信任。还是让我们看看结果:过去30多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0%。

货币供应量是什么?它就是所有中国企业和家庭的存款总和加上流通中现金。这也就是购买力。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中央银行可以无钱放款(印钞票)。

贷款会直接转成受贷人的存款,他如果使用这笔款项,另外的人就有了存款,银行又可以以此存款为基础发放下一笔贷款(当然要先扣除一点存款准备金)。然后,某些人又有了存款,银行又可以再放更多的贷款。如此循环。

    这么多年,政府在扶持经济发展的名义下,把银行利率人为地压低,使其低于通胀水平,所以真实利率为负数,这也就创造了对受款人的一种补贴,同时人为地刺激了对贷款的需求。

三种人获得的补贴最多:企业主,负债投资者,负债投机者。谁吃亏了呢?存款人,老老实实拿固定工资的人们,没有资格或者没有关系获取贷款的人们。当然,社会的公平公正成了牺牲品。     很多人凭直觉认为,通胀期间企业的名义利润被夸大,所以股票市场应该走好。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错误的根源在于它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市盈率会保持不变。但是市盈率可以再跌一半或者更多。

为什么?在通胀期间,即使中央银行不进行货币紧缩,资金也会更加短缺:工厂和商店为了完成同样多的经济活动,需要更多的铺底资金,地产商需要更多资金做土地储备,居民腰包里也需要更多的周转金。在资金紧张时,资本市场首当其冲。

当然,不管中央银行是否紧缩,名义利率也会上升,而股市的市盈率不过是利率的倒数而已。1968~1982年,美国的通胀率很高,道琼斯指数几乎跌了一半,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它实际下跌了80%。

虽然公司整体上的名义利润还算可以,但是市盈率从18倍跌到了6倍。这15年让美国股民痛苦万分,虽然1982年以后股市又经历了17年的大牛市。     再来看中国。

2000~2004年,股市不听政府的话,连跌了5年。虽然官方的通胀数据不是很高,但是你想想吧,煤炭、矿石、铜、铝、钢铁、粮食和土地价格在那5年涨得空前剧烈。虽然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20%以上,但是资金还是很紧张,股市奄奄一息。

即使每一个股民都是傻瓜,但他们合起来一定是不傻的。     大家想想中国从1992年以来市盈率的下降的趋势吧。中间虽然有几次短暂的牛市,但估值水平的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

你也许会说,这种下移主要是因为股票供应量的增加,但我敢预言未来10年市盈率下移的推动力会是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货币供应量的高台阶、通胀以及中央银行未来的信贷控制。

    如果未来通胀确实难免,那么我们如何自保呢?很多人似乎直到最近两年才发现过去30年来的严重通胀,所以,急不可耐乱抓机会,以规避通胀。这是不理智的。我认为,股市很可能成为通胀的牺牲品。

债券市场更是如此。债券价格与名义利率成反比。房地产市场也许好一些,但是未来几年内情势不妙,投资者必须有长远的眼光才行。     通胀是国难,也是人祸。

控制通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紧缩信贷,提高利率,放慢经济增长,牺牲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会犹豫和徘徊,政策会随着失业压力和银行坏账的增加而反复。     如果说过去的通胀年代里,中国人寅吃卯粮,那么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的紧缩可能需要把虚假的“财富”还给未来。

金融市场的减肥会很痛苦,更多的投资机会可能在金融市场之外,即在实体经济。     我给我弟弟的投资建议如下:     1、买一块农田,种蔬菜和瓜果。

    2、参股隔壁阿三大叔的汽车修理站,并且晚上和周末多去帮忙。

    3、支持他失业多年的老婆办一个幼童上学和放学的接送服务社,再请几个帮手。工商局肯定会刁难,但是,多忍耐吧,我也没办法。

    4、投资他老同学的棉花采购站。     5、如果有余钱,买点银行的股票,准备持有10年以上。     通胀是国难。国难当头,大家只图保值和日子过得去,不要妄想有很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