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科举制 杨念群:废除科举制是中国一大悲剧
清朝改变了大一统的内涵 将少数民族纳入整体
腾讯文化: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清朝君主的存在为政权提供了另一重合法性,可以约束新疆、西藏,清朝怎样实现这种约束?
杨念群:传统观点强调汉族中心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就会被汉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俘虏,新清史实际上不这么认为。
对比明清两朝,明朝疆域面积很小,只有清朝的一半,清朝把蒙古、新疆、西藏全部纳入统治范围,这绝对不是汉化的表现,清朝恰恰利用了满族的特性来笼络和收编周边民族,形成真正的大一统。
真正的大一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辨,汉族同少数民族对抗,把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清朝将汉族包容到满族的特性里,成为满族特性的一部分。
清朝的统治策略不同于传统的汉王朝,清朝有两个统治中心,一个在承德避暑山庄,一个在北京紫禁城。避暑山庄是连接蒙古和关内的节点,皇帝每年夏天都去,在那里召集藩部、王公。清朝皇帝在紫禁城统治汉族,在避暑山庄统治外蒙、新疆和西藏,这是以往汉人君主所不具备的特征。
清朝改变了大一统的内涵,以往大一统就指“尊王攘夷”,将外族排斥在外,清朝将周边民族全部纳入进来,其实现在中国依然遵循的是清朝的路径。
腾讯文化:民国以后民族问题凸显,民族情绪越来越强,除了外部因素外,还有些什么原因?
杨念群:民族情绪确实越来越强,一直没有弱化。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基本上恢复了清朝的大一统,现在的民族自治框架某种程度上和清朝的模式相似,中共作为中国历史疆域的维护者,成就应该被认可。
腾讯文化:您提出了旧制度延续与革命的问题,那么在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如何合理安排旧制度?如何说服国人,使变革不至于流于狂热的形式主义?
杨念群:近代以来,革命与改良一直反复交织。革命具有特定的含义,近代中国的革命都是暴力流血革命,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改良未必需要流血,有序改良是非常好的选择,现在很多人讨论当年选择改良是不是更好,如果历史能够假设,改良当然比革命好。我在书里面也提到清朝有点冤,其实改革已经全面展开了,尽管皇族内阁是错误的选择,但未尝不是改革,也许经过两到三年,皇族的成分就会淡化,民主立宪的框架就建立起来了。
腾讯文化:但是当时大家都等不及了。
杨念群:等不及了,使用暴力手段,将原有的秩序和规则都破坏了,平衡被打破,之后一直找不到具有合法性的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军阀、袁世凯都没有找到,蒋介石也是半吊子的统一者,依靠党国统治才找到合法性。
腾讯文化:这实际上是重新整合的过程。
杨念群:对,但整合之后很多东西丢失了。我觉得如果能实现君主立宪制,这是最好的选择,保留皇帝,作为一种符号,用以凝聚各民族和各种文化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把这个符号摧毁之后,政权的合法性也丧失了,最后警告军阀混战,形成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其实是变相专制。
乾隆培训官员历史观使他们自我阉割
腾讯文化:您在书里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文人就开始自我阉割,乾隆通过什么手段让文人自我阉割?
杨念群:首先篡改历史,引导文人改造历史观。乾隆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关于如何定位满人与汉人的关系,他亲自抽查《四库全书》,发现里面有对满人不敬的语言,训斥了纪晓岚,将其贬官。此举令纪晓岚震惊,皇上这么忙还有时间检查。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就是乾隆培训官员历史观的过程,通过这种培训,文官知道了如何控制舆论,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敏感度,最终实现了自我阉割的效果。
腾讯文化:乾隆如何实现这一过程,有团队帮助他完成吗?
杨念群:有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官员本身。乾隆首先通过御旨训练官员的敏感度,接着“寓禁于征”,鼓励大家献书,很多藏书家因献书受到表彰,由此乾隆营造出献什么书都可以的状态。一定时间之后,乾隆开始进行下一个步骤——甑别含有不利于满族统治的书,将之列为禁书。
甑别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有的人认为书不反动,乾隆不认可,渐渐的他培养出一个为自己设限的团队,到了这个阶段,有些书乾隆认为不反动他们也会认为反动,给禁掉。
科举制被废除是中国的一大悲剧
腾讯文化: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知识分子边缘化,士绅进城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乡村被抽空了,成为萧瑟荒凉的近代化背景,而最终的结果又是乡村对城市的“逆袭”,这个过程对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影响?
杨念群:这一过程使得中国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更谈不上贵族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从贵族中衍生的。古代中国有品位、有等级,但不一定是阶级,钱穆说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文革导致中国传统被中断,中共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激化了对立,把传统破坏了。
科举制被废除是中国的一大悲剧,科举制不是考试制度,而是用人的制度,身份分配的制度,把不同的人群放在不同的阶层中。从中央到地方,秀才可以在地方当乡绅,中间的举人可以当县官,再往上可以进翰林院、内阁。科举制被废除之后,训练的人才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人才,职业人才不强调文化,比如现在大学教育,这一过程使得农村基本没有人才了。
农村人才流失的直接后果是乡村由没有文化的人掌握,这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痞子运动”,这部分人被动员起来造反后,很像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他们有点文化,但是成都不高,号召打机去做“痞子”,所谓的“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这其实是很流氓的语言,抢占别人财产乃至老婆的革命,没有温良恭俭让可谈,所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腾讯文化:科举制相对比较公平,也符合社会的用人需求。
杨念群:余英时先生认为科举制有民主选举的潜质,按需分配,当然这不可能是现代民主制度,但相对公平,兼顾各地区的人才情况。比如说江南聚集大量人才,很多人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就沉浸在民间,所以考据学发达。现代的高考制度也延续了部分科举制的特点。
腾讯文化:学界有观点认为,清末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这导致大量人才闲着无事可做,只能造反。
杨念群:取消科举不仅使大家无工作可做,对清政府还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痞子”这类人是农村最没有文化的一批人,科举制崩溃给他们提供了颠倒乾坤的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革命获得合法性。革命是社会综合体系崩溃的反映,科举制度被废除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清政府急急忙忙废除科举制之后,并没有找到可替代的制度,这导致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少,由此给边缘群体上升提供了机会。
国民党想要重建食神社会,但力所不及,地方向城市的流动趋势是它所不能控制的。
知识青年下乡完全是领导人的一厢情愿
腾讯文化:您对“为底层说话”的观念提出了批评,为什么?底层民众的声音不应该被记录和表达吗?
杨念群:我并不是说不需要为底层代言,而是不能仅仅依靠形式上的代言,还需要制度安排。个人热情在短时间内有效,但长时段内就会失效。比如汶川地震之后,据说有20万名孩子需要被领养,可是热情之后真正被领养的孩子只有几个,这种道德热情很短暂。为底层代言也如此,为他们说话没问题,但更应该从根本上去解决实质性问题。
腾讯文化:“底层叙述”的历史写作方式,有什么影响?
杨念群:“底层叙述”的影响非常大,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史注重眼光向下,注重日常生活和历史细节,而不是只关注重大事件和历史大趋势、大结构。
但如果只用底层视角看历史,缺陷也非常明显。比如乡村研究,一个村一个村去做,但是一个村庄能代表中国吗?几十个村庄也不能代表中国,这种零散的分析和研究无法描述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底层叙述的视角,还需要其他视角。底层视角只是众多历史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我们不能过度强调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真的那么重要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重要的,但如果变成了研究的主流,就会出现偏颇。
我在历史研究中强调上下博弈的过程,既要看上层也要看下层,关注下层的时候不能把上层排除,反之亦然,要关注二者之间的流动。
腾讯文化: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实质是向下看齐的过程,潘鸣啸教授认为,上山下乡败坏了社会风气,您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杨念群:公正看待,上山下乡的出发点是好的,毛泽东发现底层知识和文化出现了真空,因此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反哺农村。大量知识分子下乡,一方面打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旗号,同时也想知识分子能够为农村服务,这个出发点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是这种运动式的东西缺乏制度安排,结果很坏。
这种做法把农民抬得很高,认为他们虽然手上有屎,脚上有粪,但他们的心是干净的。在这种意识指导下,下乡变成了单纯向农民学习,这就很荒诞了。学习脑力知识的知识分子被迫去搬石头种地,这并不合理。实际上,农民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浪漫,他们处在人情世故中,身上有各种糟粕。这在知青史上可以看出,知青记录的都是肮脏的东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完全陷进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了。
这就是脑袋一发热,搞运动的后果。走后门,搞关系都是必然现象,把几百万人按在乡下,一两年可以,要是一辈子,在农村结婚生子,必然使大家想尽各种办法,用各种手段回城,造成人际关系恶化。
知青在农村也是负担,农民本身就不欢迎他们,家里面就那么大点儿地,突然住进一个人,天天搅合到一起,矛盾就产生了。上山下乡最终变成了非常荒诞可笑的事情,这完全是领导人的一厢情愿。
腾讯文化:现在又流行大学生村官,也是希望有知识的人反哺农村,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问题在哪里?
杨念群:症结在于缺乏可以让知识分子留在农村的整套制度,以前有科举,秀才有一定文化,但只能留在当地,拥有一定特权,比如免除徭役。在乡村他们有文化和身份的优越感,这促使他们主动去规划农村的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比如修桥铺路、盖祠堂、搞乡约、建私塾等等。
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干两年就走了,最后农村还是原来的样子。大家都不愿意回农村,因为没有制度可以让大家留下来。
腾讯文化: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作为公民,大家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地位安排上,有的人要更高一些,拥有更多权利?
杨念群:从理论上讲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不可能人人平等。一个人的素质、天赋、社会地位等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只不过是理想状态下给社会的一个预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