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华原名 战功赫赫 威名远播——曾国华坎坷而传奇的人生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政治漩涡     林彪对1964年全军大比武表示不满。1964年12月29日,林彪在与总政领导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各项工作要为政治工作让路”。

这些话传到部队以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曾国华就不再理直气壮地抓部队训练了,下部队也号召学毛主席著作,在机关则讲突出政治。

    1967年,中央军委指示: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沈空机关、部队在社会上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曾国华面对社会动乱、机关常被造反派组织冲击,甚至被“占领”的非常情况,一再要求军、师领导:部队“支左”一定要和大军区保持一致,否则,会把部队搞乱;作战指挥等要害部位不能被造反派冲击,否则,后果难料;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派性,否则必然被动。

沈空各部队在“支左”中是团结的,内部是稳定的,保证了国土防空和战备训练的正常进行。     1968年,沈阳地区实行“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有所缓和,但部队内部因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而紧张起来。

机关一些领导干部情绪凝重,有一种近乎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3月,曾国华去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

到京第二天,谁也没有想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突然发生。因为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曾国华和与会同志都很紧张,纷纷表态划清界限。

吴法宪要求与会人员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说清楚。曾国华在这些方面比较干净,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但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中午,一位军区空军司令员回房间休息时见桌上有一纸包,就问服务员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像章。

把“毛主席像章”说成“东西”,这位老红军顿感“有罪”,整整一个下午到处“请罪”,谁劝也不行,吴法宪出面劝说“不知者不为罪”也没有用。就因为一句无意之言,精神崩溃了。

    曾国华回到沈阳后,曾就这种不正常的事私下同参谋长王毓淮说,现在政治空气太紧张,办事如履薄冰,说话像过雷区,弄不好为一件事、一句话就可能完蛋。

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也不再像1967年初面对群众组织冲击机关时那样临乱不惊、敢作敢为了,而是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不出头,少露面,靠例行公事度日子。     1968年冬,曾国华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才有了笑容。

1968年底,曾国华到北京赴任,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1969年4月,曾国华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1969年10月,林彪向全军发出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曾国华和吴法宪一起坚决执行。他作为空军作战训练的分管者,组织司令机关调动全空军进入“战备状态”。

    为了尽快掌握全空军的部队情况,他用近一年的时间,将沈空以外的其他6个军区空军及其所属部队、基地跑了一遍,和部队领导干部交谈情况,听取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

在机关里,曾国华常去空军指挥所了解空中动向,掌握有关备战信息。他又和作战部长、训练部长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部长每周都数次进出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商量改进工作的措施。每逢五一、十一节日集会,曾国华又在天安门城楼与空军指挥所保持联系,以警戒首都节日安全。

    1970年9月,曾国华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又听了吴法宪打的“招呼”,上次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问题,而这次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并说“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坚决粉碎他”。

但是,没等轮上曾国华发言,会议风向就转了。事后,他还庆幸地说,我如果发言也讲错了。

    1971年,曾国华因频发心脏病,在医院治疗和休养了几个月。“九一三”事件后,曾国华因工作中与吴法宪走得较近,支持过吴法宪抛出的“两个一切”,曾和吴法宪执行过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又在中央全会上听过吴法宪的“招呼”,于1971年10月进空军学习班接受审查。

1977年10月,曾国华因心脏病加重住院,12月31日突发脑梗,1978年1月3日在医院逝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王连城 叶介甫)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