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张静江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试读:1 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
上苍给南浔人的一份厚礼——辑里丝张家人如此“牛气”,如此新潮,如此慷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张家的祖先、张石铭和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一手创下的千万家业。
张家的祖先是安徽休宁人,休宁是个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徽商所在地。不少资料都记载说,张家的祖先在明末为避战乱,举家从安徽迁居到浙江,另有一支到了江西。到了清康熙年间,在浙江的这一支才落户南浔这块风水宝地。
1但是,张家后人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祖先原先在福建,具体地方大约在福州一带。不知是哪个年代,有个来自高加索的犹太女人嫁到了张家,所以张家的血统中就注入了犹太人的遗传基因,致使张家后代中有一部分人长得浓眉大眼,颇似外国人,如张石铭、张智哉(张石铭的女儿)、张叔驯都是这样。
而且,历代张家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善于做生意,似乎也是继承了犹太人的秉性。据说原先在福州市内有个张家祠堂,里面供奉的列祖列宗中就有这位犹太老太太。
直到现在,据说那支犹太人后裔仍在福州居住,当然是早已汉化了的犹太人了。2虽说张家有经商的传统,世代都在做生意,但是在张颂贤的曾祖父张振先、祖父张秀升时代,他们还只是以弹棉花为生的小手工业者。
到了张颂贤的父亲张维岳时代,才开始做些小本经营,但也只是开个小糕团店、小酱盐店之类。或许在这期间,张颂贤凭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协助其父从事经营了,逐渐积累了经商的经验,这为他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降临到南浔的时候,张颂贤及时地展现了他的才干,开始了大手笔的运作。他一生频繁地往返于南浔、上海、杭州之间,从事生丝和食盐的贸易。商海风波,瞬息万变,但靠他大智大勇,稳健地进退,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到他1892年辞世时,已经神话般地聚敛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成为南浔的一头“大象”。3南浔人有南浔人的幽默,把发了财的富户依家财多少,分别唤做“大象”、“牛”和“小黄狗”。
依南浔之富,镇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家财一百万两银,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称百万富翁,而在南浔,却只能屈居“小黄狗”。而要当“大象”,就得赚上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银,这在当时是个何其了得的数字!
要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时,大清帝国全年的税收也只有八千万两银。而区区一个南浔小镇,仅“四象”的家产,就能抵得上庚子年全国一半的税收,这是何等的富有!
张家的奇迹还在于,张颂贤的先辈,数代人都是土生土长、小本经营、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而到了张颂贤手里,骤然“一个跟斗翻到青云里”,彻底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这就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主要是指上海开埠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给张颂贤等天才商人带来的机遇。那是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空前大发展的时代,打破了过去只有广州的十三行(俗称牙行,是十三家官方特许的从事外贸的商行)才能做外贸生意的垄断,从上海可以直接进行出口贸易了,从而大大节约了从江南把货物运到广州的人力、物力,也就大大地节省了出口成本。
这样一来,从南浔到上海,水路运输一下子繁忙起来,到了蚕丝交货的时候,远远望去,苏州河里全是装载着丝包的帆船。
后来一位有影响的洋大人,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秘书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鸦片战争后“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要的全部”,这足以说明上海开埠对于生丝出口贸易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4这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谁抓住了谁就会赢得市场,赢得成功。上海开埠那年张颂贤26岁,正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做大事的年龄,他及时地接住了时代抛给他的这个绣球,聘请了得力的“丝通事”(联络生意的掮客),在镇上丝行林立的丝行埭开设了恒和丝行,全力经营辑里丝。
当时的普通做法是,低价从乡下蚕农家里把蚕丝收购上来,加价后卖给前来南浔收丝的洋行买办,从中赚取差价。
后来他自己打进上海滩,在上海洋泾浜桥一带附设了自家的丝行,直接把蚕丝运到上海自己组织销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中间费用。
于是张家就有了从南浔到上海的一条龙生意线。尤其是后来与洋行里的买办合作,上下联手做生意,就更加消息灵通、进退裕如了。由于经营得当,不出多少年,张家跃为镇上巨富。所谓“地利”,则是上苍恩赐给南浔以及太湖周边地区的特殊恩惠——让这个地方气候温湿;让这个地方水域广阔,而且水质优良;让这个地方的桑叶长得特别茂盛,特别有利于蚕宝宝的生长;让这个地方劳动力充足,足以应付市场的需要。
于是这块地方就神奇了,孕育出了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成的一种优质蚕丝——辑里丝。
5用辑里丝制成的衣服,柔软、亮泽、耐用,在历史上,当地除了要供应历代朝廷之需,它还是英国、法国贵族妇女的最爱,是她们日思夜想的上等奢侈品。因为这种丝织品不仅色泽鲜亮,而且拉力好,弹性足,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
洋商是无孔不入的,开埠的政策,海外的需求,廉价的商品,丰厚的利润……令上海洋行里的大班、买办、跑街和掮客们空前地忙碌起来,纷纷把眼光瞄准了太湖南岸。
他们平均每年要从这里买走六七万担生丝(一担100斤),这就更加助长了南浔的人气。6南浔历来是鱼米之乡,家家户户世代植桑养蚕,所产辑里丝在明朝初年就已“名甲天下”,到清代初期,已经出现了世代从事蚕丝贸易的丝业世家。
后来南浔镇上的居民,大半都围着丝业转了。这种“地利”到了上海开埠以后,就必然吸引并诞生一批丝业巨商。现在人们若来到南浔,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进行蚕丝贸易的集中地——丝行埭,丝行埭前面是一条小河,小河通向大运河、太湖、苏州河,苏州河又连着黄浦江,黄浦江通向太平洋。
生意谈成后,重如大米包一样的生丝包就被一包包地扛上了船。那时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外国轮船,货舱里不是茶叶就是蚕丝。
至于“人和”,那是一门更大的综合性学问了,除了商场的种种技巧,还包括了传统的豪门联姻和借助官力,这是只有张颂贤个人才明白的超级智慧,是他对“天时”、“地利”的清醒把握和综合利用。关于这一点,后人在他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明白些。
有了这三条,“小黄狗”就长成了“大象”。现在从上海西区驱车向西,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到达那个诱人的小镇——南浔。这个地方方圆不过百里,老城区依旧粉墙黛瓦,河道纵横。镇上现在也只不过四万人,解放初只有一万二千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张颂贤时代,恐怕固定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人。
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因为有了小小的、白白的蚕宝宝而变得不同凡响,每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中国最好的生丝。
这在南浔而言,使小镇成了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这对上海来说,使上海在当时通商的五口当中,成为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城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是中国近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半个江南都吃张家盐公堂的盐关于张家老太爷张颂贤,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在1896年写的《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说他:“公仪度广颡丰颐,声若巨钟,饮食兴止有常节,独居危坐,竟日无怠容。
言行守慈俭,践然诺,应事敏而无机心,亦诙啁而不触人之隐”。
几句话,把一个神完气定、仪表堂堂、举措有方的智者形象勾勒出来了。还说:“浙人尤喜道公纲纪斡盐之善。”说明他在浙江办盐的成果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的。张颂贤三十来岁的时候,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横扫浙江,各地官府一片混乱,“小乱住城,大乱居乡”,大家望风而逃,作为历代官府所依为赋税重课的盐官,也逃得无影无踪。
这下可解放了盐民,私盐得以产运销旺盛,也不用交税了,而原先拥有官府特许专利的、有营业执照的盐商就失去了黄金饭碗,拿着“盐票”(经营盐数量的凭证)也没用了。
于是,杭州城内小粉墙一带的大盐商朱恒源,就急于将手中的10万“盐票”脱手。当时路人皆视“盐票”为废纸,以为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将来就是太平军的天下了。
恰恰张颂贤独具慧眼,他认为食盐乃生民之日常必需品,历来是国家专营而私民不可为,眼前的混乱是暂时的,即使是太平军坐了天下,也要将私盐收为公办的,“盐票”目前不值钱,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
于是把朱家的10万盐票全部“吃进”,使张家于丝业之外,又诞生了一个张恒源盐号。10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后从事运输和销售。
盐票是官府掌握下发的,假如盐民私卖和私自运输食盐,那就是私盐贩,手握盐票的盐商就有权力缉私捉拿。如同做丝的生意一样,张家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食盐的生产,而是低价从沿海的盐户那里一家家地收购上来,集中之后运到指定的地方,再转运到各地销售。
那时无论是运盐还是卖盐,没有不发财的。张恒源盐号的总号(俗称张家盐公堂)最初设在杭州,后来迁到上海。没过几年(1864年)太平天国果真失败,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了,“盐票”的价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两银,大票值1000两银,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之为“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
所以,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求其与之沟通,孙宝琦在信中称张静江“其家世代饶于资”,即是指此。
11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张謇为其撰写的《墓碣》(即《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还说:“同治初年,寇乱甫平,改引额为票运,继又规复旧章,而私贩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
巡抚召商集议,令愿弃引者听,弃则悉畀公。”12这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的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浙江巡抚大人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其一。
不仅如此,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来参加整顿盐务,并在会上动员各位:凡对大清“盐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将“盐票”让给张颂贤好了!
如此一来,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更加大胆地收“盐票”了,先后共得20万引(一引为380斤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至于巡抚大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张颂贤,为什么动员大家把“盐票”让给张颂贤,为什么甘做他的后盾,回答这个问题,用得着张静江对他儿子张乃昌讲的一句话:“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
”13至于张家祖先究竟为朝廷立了什么功,朝廷具体给了张家多少权限,为什么他居然能调动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知府沈平章,来先后为他“总其事”14,如今已经难以详加考证了。
总之张家确实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是在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来从事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的。
如何获得官府的保护伞,这是张颂贤留给后人的又一个谜。然而光有“盐票”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有了营业执照,想要真正生利,并能如数交纳盐税,就必须有效地遏止私盐泛滥。于是,他“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并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分缉内地、外洋之私,并常、镇、苏、淞之廒为一,设帑引三万四千道,均于诸盐商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
于是商利溢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
”(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可知此张老太爷,还以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称雄,居然成功地“怀柔”了诸商,加强了缉私,把常州、镇江、苏州、松江等地的盐仓统一管理(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民国年间的苏五属盐商公会的雏形),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各地盐民、盐商获利。
当然,他成了这一垄断性的行业中最大的得益者,营销的范围从浙江发展到江苏和安徽,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又称“张恒源老账房”)外,还在芜湖、宣城、太仓、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宜兴、溧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亦称“盐公堂”(因不仅有专营盐业的各种特权,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故名),就使张家的家业,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缉私盐(盐枭)之事,历来极为危险,历代朝廷都是要真刀真枪地镇压的。
扬州的盐枭徐宝山,曾拥有上万人的武装,与官府抗衡多年,直到民国后才被招抚。招抚后还不老实,最后被张静江设计炸死15。浙江沿海产盐区一向也是“事故多发地段”,想必不动用枪杆子是无济于事的。
那么张颂贤一个商人,何来枪杆子去对付盐枭横行呢?这真叫老天乐成人之美也,此事是他的亲家庞云钅曾帮了大忙。张颂贤的亲家庞氏即他的二儿媳(张宝善之妻,张静江之母)的娘家,是南浔另一“大象”庞云钅曾。
而庞云钅曾恰恰是商业兼营军火的特殊商人。庞云钅曾(1833~1889)字芸臬,15岁时即去当学徒,在镇上后来成为“八牛”之一的陈熙元的陈裕昌丝行干活儿,满师后已通晓经营蚕丝的经营之道,遂以小本贩运谋利开始,逐渐积累资本,也是一位从“辑里丝”起步发家的传奇式人物。
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民国史上很有名气的庞莱臣(虚斋)和庞青城。庞云钅曾在上海经营蚕丝的过程中,结识了杭州的“红顶商人”、胡庆余堂国药号老板胡雪岩,成为莫逆之交。
胡雪岩帮庞云钅曾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号,与胡庆余堂挂钩,设药栈和制药工场;而庞云钅曾则帮胡雪岩在上海做蚕丝生意,他们互相合作,互补长短,极为相投。胡雪岩有官方支持,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胆子比庞家大得多。
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之后,曾受左宗棠之托,向洋商购买军火,以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出征新疆。胡就转托庞云钅曾在沪与洋人联系,从洋行进口军火。庞云钅曾做成了这笔生意,从中谋得暴利,遂又开辟了一项新的财源。
在其亲家张颂贤也需要军火来缉私盐时,于他来说,就更是一个顺水推舟、多多益善之事了。后来张家、庞家这两头南浔之“象”的后代中,竟出了两位横枪跃马打天下的人物,即张静江和庞青城,不知是否与当初家族生意中的火药味有关。
据张宝善的孙子,如今已经102岁了的张乃凤先生说,张家的缉私船上是有货真价实的洋炮的,非常神气,那是一艘炮艇,专事巡逻缉私。每年炮艇上的管带在过年时都要来张家汇报业绩,张家自然会给些赏钱。
16张颂贤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宝庆(字质甫),国子监生,以后又捐得花翎候选郎中,可惜长年患病,二十来岁就得忆忡病,“沈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竟先于其父五年而逝(1887年),未能继承和掌管家业,仅有一个儿子即张石铭(钧衡),成为“承重”家业的长房长孙。
老大多病,老二自然就肩挑重担了,所以张家第二代当家人就只能是张颂贤的次子张宝善(定甫),即张静江的父亲了。
张宝善(1856~1926)成年后即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他于举业上很不得志,仅由附贡生资格,取得一个户部贵州司郎中的头衔。而实际上一天官也未当过,就在家乡和上海料理家业。其父张颂贤1892去世之后,他又独立操办了10年,至1903年,才与其兄之子张石铭分家。
分家后,张宝善仍居祖传老屋,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扩建,又在祖宅东北部辟园为东园(又称绿绕山庄),与其亲家庞云钅曾的宜园(今仍有遗址在,只是已荒废)相比邻。
张宝善把张家的盐业大举向纵深扩展时,还积极发展与盐有关的加工业,接连开办了张恒泰、张恒昌、张元泰、张启泰、老裕泰等系列酱园,并在外地大开分号,制作和经营面酱、酱油、辣酱、酱菜、腐乳等南方人喜欢的小碟佳味,几乎垄断了南浔周围方圆50里内的酱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销售。
据说仅张家的张启泰酱园就拥有200多只大酱缸,整体规模可想而知。有了这样的生意,张家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可以作更大的投资了。后来张家在上海开银行,设典当,办绸厂、绸庄,投资房地产,财源滚滚,豪气冲天,已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