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评价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成都杜甫草堂内景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