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事件 冼恒汉的子女 冼恒汉谈1977年被撤职查办事件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报中央,椐此定罪。
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锁。对此,让人深感痛心,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的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们传看。"
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传阅,最后交归我。会议结束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只是有事到陈房间,看见了他,寒暄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米士奇来干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
"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
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